欧洲中世纪史书评范文

《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一位当代的智者说，对于传统人们至少应该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在我看来，由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里斯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历史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对中世纪的喜爱之情还是跃然于纸上的。

这固然和作者对中世纪过于正面的评价有关--虽然作者也不时提中世纪的缺陷--更因为道德的原因，以及作者对历史宽容的态度，使读者在书中很容易领会到作者对历史抱有的那种温情的敬意。尽管作者对中世纪的一些评价我不以为然，但作者对历史的这一态度让我感动。

现代人总是太自以为是，这使我们很容易蔑视我们的过去，失去了起码的尊重。而这样的一本书，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些历史的知识和视角，更重要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的敬意之情，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跳跃式，我们和古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根纽带。

当我们明白文明的传承是怎样顺着这根纽带缓慢前行的时候，对传统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这话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还成为了我们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孤独徘徊。西语说，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我看来，之所以没有未来，不正是因为现实的迷惘吗？而历史，正是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几页，厚厚的《欧洲中世纪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

对这一段西方的历史知识我是欠缺的，因为如此我以前发过不少谬论，一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感谢这位网友。

匆匆读完，很难说从中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索，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国有关的--中西的对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话题。比如书中谈到欧洲的统一之难，自古罗马一分为二后，欧洲就不再统一过，最多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内众多小的公国并列。

即使是在一个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国境内，统一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公国之间的战争。他们虽然承认国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国王的臣子，但国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很小，有时候他们甚至想取而代之。

国王只是一个大点的领主，或者基于血缘的关系而被承认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读到这些，我自然想到我们的中国。

小小的欧洲（不包括现在的东欧和苏联）统一尚且如此之难，地质差异十分明显的大中国的统一该是多么困难啊。但中国做到了，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绝对是个奇迹。

当然中西差别也就突显出来了。一方面，一种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领土分封、科举考试代替了世袭、职业分工代替等级之别；另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加强，而在欧洲只有少数时候国王才具有这样的权威，能让全国政令通行，而一旦这位强人去世，国家又将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中。

下一个问题就是战争的差别。欧洲是连绵不断领主或贵族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是反复的改朝换代的战争，谁更让人难以忍受一点呢？同时欧洲存在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为战争而生的人，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领主养活，其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和为他们打仗，读后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阶级划分的设想在中世纪得以实现。在治人者（国王和贵族）和治于人者（劳动者）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战士阶层，他们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

而在中国，战士听令于国王而不是贵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而不是保卫自己领主的土地、它也不是个阶层而只是个职业。中世纪的骑士不用耕种土地，农民和农奴不仅要养活国王和贵族，还要养活骑士。

而在中国当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的时候，一部分战士就离开军队谋求另一种职业。在很久以前我读到柏杨的书说中国战争之多，以至于中国人养成不会笑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

但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欧洲的战争只怕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领主和领主之间的战争，公国和公国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后来宗教组织发动战争，只怕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机会。

提到宗教，不能不谈，中世纪也离不开宗教，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谈到了宗教的影响，包括哲学、艺术、建筑、文学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层面。

作者对教会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单因为它承接着现代西方文明，也因为道德的原因。关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饰提到中世纪未期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等等方面，但教会人士自己对伊斯兰文明的吸收和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

而关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点。理性的康德说，我们无法从理性去判断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为了道德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上帝的存在。

对于这点，《欧洲中世纪史》的作者大概也没有异义，所以即使教会在道德上不总是那么光彩甚至让欧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总体上肯定了教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点。

而关于那些野蛮的行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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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

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

而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之间的两千多年习惯上被认为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认为“封建”的定义在这里体现的不太准确，“封建”更为分散，中国的封建王朝更确切说是“中央集权王朝”）中西双方的封建社会必定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西欧是一块地域，包含许多国家，比较时按照普遍情况与显著特点进行论证。

一、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中西双方的封建社会都具有等级制度森严的特点，但其中又有不同。

在西欧，国王把土地分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再层层分封。大小封建主拥有完全自己所属的土地，自己的庄园、农奴和武装。

相对更加独立，国王的权利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在中国，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版图内所有土地归皇帝所有，皇帝是最大的封建主。

之下的郡县也归皇帝所领导的封建统治阶级管理。会有诸侯分封土地的情况，但在封建制度完善的封建社会后期，诸侯的实力远远比不上皇帝。

偶尔会有“坐上犯乱”的情况，但封建王朝最终还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很少有诸侯起义推翻的。诸侯的权利远远不及西欧的公侯伯子男等封建主。

二、政权的稳定。西欧封建社会，之所以称它为黑暗，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教矛盾冲突或政教勾结沆瀣一气。

天主教权与国王的权利产生了冲突，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无论是哪一方都想占尽最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就是土地和农奴。无论是明争暗斗还是相互勾结，最终受苦的还是下层被统治阶级。

说实话，谁统治并不重要，反正下层阶级只是被统治。政教的冲突使西欧的中世纪黑暗混乱。

所以可以说在西欧中世纪，王权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威胁者。但在中国，最大的冲突不过农民起义，但那也是阶级与阶级之间。

封建统治者的的统治，有儒教、法家的支持。就算西汉末年伊始，佛教传入中国，在不同时期，统治阶层也可以断章取义让佛教教义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让人民更好的臣服于自己。

所以说在中国，没有更大的统治阶层的威胁，宗教甚至可以帮助统治。三、阶级矛盾。

在西欧，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与农奴之间，在中国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其实个人认为，西周在大家的印象中不属于封建社会，但西周的分封制和西欧的等级制度相似度很高。

西周天子分诸侯，诸侯分卿大夫，层层分封下去。在周朝末年，诸侯的力量崛起，周天子除了是个完整国家的象征，也不具备什么实权。

这和西欧的大封建主的独立性实在相像。但是毕竟现代历史学有西方传入，“封建”“奴隶”“农奴”“农民”的具体定义可能在传入的时候又模糊的地方。

西欧的农奴是否有人身自由，劳动后是否有权拥有剩余产品，等等，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两种阶级矛盾的根源都一样，都是剥削与被剥削。

四、人民的斗争。11至12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兴起。

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市民阶层的上层发展为早期的资产阶级。

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建立自己的武装，向封建主发起挑战，成为欧洲反封建王权的强大革命力量。而反观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清初的纺织业中。

此时距封建王朝的形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民族资本主义萌芽自破土之后就遭到重重压抑。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中国的强大与兴盛，源于封建社会形成的早，历史悠久，制度完善。但当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时，中国仍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模式中。

说到底也是因为封建的形成太早，想要撼动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谈何容易？兴也封建，衰也封建。总结：中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太多太多的差异，由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

也是因为这些不同，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历史深层次研究的兴趣。中国与西欧的封建之比较，在此赘述，仅凭一己之见，纯属个人观点。

希望自己可以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更成熟更深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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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呈现互有消长的马鞍型；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

当罗马教皇的权力向天主教各教区延伸的时候，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所在地区的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如何调整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理论，首推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实际提出的“双剑说”，即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双剑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廷王国把持教会权力的时代，此时的教皇从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还难以在教会事务中与皇帝抗衡。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剑理论，不仅含有排斥帝国皇帝统治教会事务的意味，而且也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显露端倪。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拜占廷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

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廷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出理论依据，罗马教会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罗马教会伪造这份文件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意大利中部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对整个帝国西部的世俗统治权。在11世纪下半叶之前，王权在与教会权的相互关系中占据着绝对有利的地位，王权把持着教会权，国王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集权统治，获得教会的支持，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盟，达到了集权统治的目的，但同时又使教会的权势在王权的支持下扩大了，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中较强大的政治势力。

以法兰克和德意志为例：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

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王权与教会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

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联盟的主导者仍是王权而非教会权。

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成为世俗政权控制。

10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特恩权”，因此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并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权增长的起点。

教会权的增长是以削弱王权的集权为代价的，必导致王权与教会权的摩擦，加剧了地方封建势力与王权的冲突。德意志王位是因反对外部敌人这一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被确立、承认的，一旦这种外部威胁减弱或消除时，这个共同利益也就不再存在，就出现各大公爵企图扩大势力与王权相对抗的局面，奥托一世即位后，曾多次经历了氏族公爵的一再反叛，促使其承袭查理大帝的教会改革，培植教会势力，以削弱世俗大公爵的势力，奥托完全垄断了教会权力，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不仅教区内的宗教事务，同时还被委任执行国家权力，广泛地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掌握司法大权的重任，即“奥托特恩权”。

奥托把主教纳入官职的等级制度中，因主教制没有组成一个世袭家族的危险，减小了对王权的威胁，加强了王权的核心。因王权集权的需要，奥托二世建立了国家教会制，这种教会制还是在王权的控制下。

如前所述，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之所以大加干涉和控制，是因为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有很强的自主性。

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

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增予及权益。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

”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大支柱。

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

欧洲中世纪历史总结

中世纪（约476年—1453年），亦称中古时代，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由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计算，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民族国家抬头的时期为止。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古时代是由约476年—1492年，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更有人认为中古时代是由395年开始的，在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中世纪”一词是从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公元9世纪，绝大多数的近古（Late Antiquity）学者都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在“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故而有黑暗之意；一个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所发明的。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希腊和拉丁文著作，志在重新恢复原先罗马古典拉丁语、艺术及文化，对自公元410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看历史并不按奥古斯丁的宗教术语，而是按社会（学）的术语，即通过古典文化，文学和艺术来看待历史；所以人文主义者把这900年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彼特拉克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一个“中世纪”已经形成了。

因此，自起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黑暗时代”和“中世纪”也多持负面观点。在16世纪与17世纪时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转变了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浪漫主义运动后的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取的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不为以前的学者所知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而1939年发现的公元625年左右的萨顿骺（Sutton Hoo）宝窟，及著名中世纪研究学者查理·H·哈斯金（Charles Homer Haskins）的研究，使得“黑暗时期”看上去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20世纪中叶以后，在英语国家中的专业学者文献里，“黑暗时期”这个词渐渐地消失。

查理哈斯金写道：“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广传。

所以，原来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现被改为专指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欧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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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Medieval philosophy）欧洲5~15世纪的哲学。

5世纪后，西罗马帝国逐渐瓦解，欧洲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耳曼人征服罗马的过程中，基督教得到了保全，它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哲学和科学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婢女或工具。神与人、天国与世俗、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3个时期：①早期中世纪哲学（约400~1000）,A。奥古斯丁的思想占统治地位。

②中期中世纪哲学（约1000~1300），是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③晚期中世纪哲学（约1300~1500），是经院哲学的衰落时期。

早期中世纪哲学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占统治地位。教父哲学吸收了新柏拉图学派和斯多阿学派的哲学思想。

新柏拉图学派公开主张有神论，奥古斯丁在其影响下，把哲学与神学结合起来，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系统地论证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他认为，物质世界是暂时的，灵界是永恒的，神是无限而永恒不变的超越存在。

在神之中蕴含了万物的原型，灵魂只有与感官分离，才能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神。他的关于人性中的原罪、人的自由意志、神的恩典的理论，是以神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为中心、以恩典为基督教世界观的体现。

这种思想在此后基督教神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继奥古斯丁之后，罗马哲学家A。

M。T。

S。波爱修翻译、注释亚里士多德著作，成为连结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

他针对古代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认为共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共相本身却不是物质性的。

波爱修之后300年间，古典文化没落，仅有人作了若干保存古典文化的编纂工作。直到9世纪，爱尔兰哲学家J。

S。爱留根纳才再次探索哲学问题。

他运用新柏拉图学派哲学阐述基督教信仰，但对西欧哲学思想未产生重要影响。9世纪末以后，西欧不断遭受马札尔人、萨拉森人、北方维金人袭击，查理曼帝国瓦解，文化学术停滞衰微达一世纪之久。

中期中世纪哲学自11世纪开始，理性思辨兴起，基督教神学的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教会学院的学者们以理性形式为教义作出各种证明和解释，产生了以抽象思辨和烦琐论证为特征的经院哲学。

11世纪中叶，法兰西都尔教堂学校校长贝伦迦尔以辩证方法，论证教会圣餐仪式中的饼、葡萄酒并未因神甫祈祷而变成基督身体、血液，圣餐只不过具有象征意义。他认为，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共相不过是名词，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唯名论。

贝伦迦尔虽遭教会谴责，但继起的一批游方学者却到处讲学，用辩证方法向基督教传统信条挑战。11世纪末，法兰西神甫罗瑟林提出，只有个别的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一般”只是代表许多事物的名词，不是客观实体。

安瑟伦则指控罗瑟林否认三位一体的神，他认为观念就证明存在，人既具有神的观念，就证明神在现实中存在。这种以观念为实体的理论被称为实在论。

他还用同样方法论证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母童贞、原罪等信仰，全面发展了实在论。12世纪上半叶，罗瑟林的弟子P。

阿伯拉尔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共相不是实体，而是用以判断种、属内同类事物的共性的词语。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在11世纪末叶至12世纪中叶之间达到高潮。

它促进了理性思辨的发展，并为其后哲学从神学中逐步分离作了思想准备。 12~13世纪间，阿拉伯哲学家与犹太哲学家在古希腊学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希腊哲学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哲学，并将它传入西欧，从而推动了13世纪西欧哲学思想的发展。

从9世纪起，阿拉伯哲学家铿迭已着手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区别现实的存在与潜能的存在，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哲学，以阐述伊斯兰教义。经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路世德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伊斯兰教义，实际上是使哲学独立于信仰。

在犹太教哲学中，从伊本·迦比若到M。迈蒙尼德，同样经历了由以柏拉图哲学解释犹太教信仰，转为以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犹太教信仰的过程。

12世纪中叶后，亚里士多德著作及阿拉伯哲学、犹太教哲学在西欧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的“第一推动者”虽能与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相协调，但是他认为第一推动者只是在最初起了推动的作用。

这样，神自创世后便不再与世界有任何密切关系。这一思想导致了12世纪末叶泛神论的流行。

13世纪西欧哲学出现各家争鸣的局面。基督教会当局及正统神学家以波拿文都拉为代表，尊崇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神的启示，只能依靠信仰，而不能依靠感官去认知；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它威胁基督教信仰。

在新兴大学中，希腊、阿拉伯、犹太与拉丁文明汇集激荡，亚里士多德哲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使罗马公教会的多米尼克修会僧侣于13世纪中叶，由大阿尔伯特开始，不是以信仰，而是以理性解释自然。大阿尔伯特大量介绍亚里士多德著作，特别对动物学、植物学研究中的观察与实验感兴趣，认为对自然界的知识与启示真理不同。

他接受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区别信仰与理性的主张，把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认为神学研究启示真理，哲学研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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