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中国的房改,医改的概况及失败的原因

1， 改革目标空洞 ，完全是由部门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改革，没有民众监督，其结果必然是其他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以牺牲民生为代价图利自己。

2， 房改中，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部门高官垄断审批权，开发商垄断新房供应，银行提供金融支持（中国银行存贷款间的利率差非常大，存在贷款暴利）。

3， 医改中，大医院垄断优势医疗资源（医生和师资），药厂和医院联合垄断药品供应，必然导致医疗价格飞涨。医疗保险又明显划分福利等级。

4， 教改也是一样，只是产业链中，又多了出版商和教委联合垄断教程发行，频繁更改教材，提高定价搜刮学生。还有最近曝光的高考加分产业链。

2.我国最新医疗改革方案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医药卫生工作任务繁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改善医药卫生服务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都给医药卫生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加快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医药分开非医改重点”】【医疗卫生业内人士提出医改方案，记者专访课题组负责人】2月2日，一部由医疗卫生系统行业内人士提出的医改方案正式递交国务院，在最终医改方案呼之欲出之际，这一来自行业内人士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

这方面中国也已取得初步成绩。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7.3亿农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7亿城镇居民；今年7月又启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2006年，开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公司已达82家，保费总额达376亿元。 另据民政部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救助资金总规模达71.2亿元，前9个月城市医疗救助362万余人次。

但陈竺指出，总体上看，医保制度仍相对滞后，目前仍有约4亿城乡居民没有纳入医保体系。 在讨论医改方案中，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有专家认为，国家应投入保证医院的公益性，也有专家表示，医疗服务资源应该由市场配置。 陈竺在报告中明确，坚持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非公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形成多元办医的格局。

公立医院要逐步取消现有的以药补医机制，降低药品价格。采取增加财政补助、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等措施完善补偿机制。

“这一做法有利于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

这个中国西部省份两年前就已先行探索“以技养医”的做法。 此外，陈竺在报告中还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卫生人才建设等进行了说明。

这些也是医改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竺表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更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有关部门将制订改革配套方案，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实化政策措施，并组织开展试点工作。

3.对中国医疗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医疗改革的看法

针对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言论，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仁华在论坛上指出，医疗卫生改革的成与败应该全面地看待：全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成效显著。从卫生投入的总量看，占GDP的百分比是逐年增加的，然而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却失衡得严重。在1980年，卫生总费用143亿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51.9%，社会卫生支出占61.0%，个人卫生支出仅为21.2%；而到了2003年，政府预算占到17.2%，社会卫生27.3%，个人支出上升到了55.5%。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凸现。

医改应做到“四降一升”

在政策补贴严重缺失的现状下，医院为了运营和发展，不得不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甚至大型耗材来“创收”。以一项关节置换手术的医疗费为例，其中劳务费占总费用的8.09%，药费占11.98%，而材料费则高达70.82%!

针对这些现象，蔡仁华指出，医疗机构经济政策应遵循“四降一升”的原则：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或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费用高值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达到降低医疗总费用的目的。

单元医疗费“打包封顶”

政策大思路虽好，但给现行医疗体制这个“重病号”开刀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行呢？蔡仁华开出两个“处方”：

一是政府加大一定程度的医疗投入。蔡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医院的收入结构中政府补贴、诊疗服务费和药品销售比例为1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药品销售的纯利为500万元*20%=100万元，那么如果将政府补贴增加到150万元，医院就可以至少少卖250万元的药品，降低百姓的医疗费用。这项改革措施日前已经在上海的两个区试行，长宁区的医院收入有一半已经为政府补贴，这有效降低了人们的看病费用。至于如何约束医院在接受政府增加的补贴之余真正少卖药，蔡仁华认为要建立相应的行政手段并立法约束。

第二个是病种单元服务。把医疗服务项目整合“打包”（如人次、住院日、病种等），由专家核算出单元服务费用的平均行价，再乘以不同医院级别的系数，即“一口价”。比如分娩，三甲医院顺产费用封顶4000元，剖腹产封顶7000元，多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自行承担，这样可以使不规范的服务项目受到制约，而由于“单元”服务合理节支，相应增加了医院的纯收入。蔡仁华透露，目前北京的专家正在讨论30多个主要病种先试行这种打包收费的模式，这些病种覆盖到目前2/3的常见疾病，预计能够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上涨。

法界观点

大医院转移侵权诉讼费，小医院推脱危重病人

医疗立法应防止医院推脱举证倒置责任

对于医疗界的立法问题，也成为本次论坛上的热点之一。因为医疗行业从事的业务活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因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强调，医疗立法尤其需要缜密深思。他以“医疗事故的鉴定和举证责任”为切入点，谈论了医疗立法的问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时，以前是要患者拿出证据证明医院在医疗中有了过错，而且这个过错造成了患者死亡或者残疾；但现在法律则规定由医院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医院就必须承担责任。朱苏力认为，这样一个立意良好的司法解释，却可能导致一连串的医疗及社会问题。

首先是风险的转移。由于现行的政策使医院发展必须自筹大部分资金，因此医院如果遇到大量的医疗事故赔偿，必然通过医疗服务转移给其他患者，如果一个医院每年有10个这样的侵权诉讼，每个侵权诉讼大概要赔偿10万元以上的话，医院就从每年10万个患者中每人多收10块钱把这个风险转移了。这个医疗费用增加是由于举证倒置带来的。小医院更是担心举证倒置带来的风险，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推脱急病和危重病人，比如让患者赶紧送到省里面的医院去，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患者的费用，而且使一些需要急救的病人失去了抢救时间。

其次，就是医院为了规避风险随之而来增加的大量检查。医院会把更多精力放在防止风险上而不是真正放在关心患者上，这也是为什么得一次感冒医生会让你把验尿、验血、心电图等所有检查都做了的缘故。

另外，整个医疗相关行业人才的流失和变相的流失。如有许多医生去学法律或读MBA，为自己另寻出路。

4.谈谈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的看法

尽管医疗改革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我想有一个总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如何用价格最低，最简单的药来治疗那些能够治好的病。

在我看来，不坚持这个方向，任何医改方案都只能是缘木求鱼。结合当前我国的国情，我以为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莫过于建立一套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了。

毫无疑问，领导和支撑这个体系运作的当然应该是政府，而不是靠市场自然形成。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分了两块进行，一块是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另一块是城镇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事实证明这两块都施行得很好，也确实大有裨益。

现在需要的就是把这两块结合起来，把它们共同纳入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范畴。至于医疗融资，自然也应该是国家在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和全民医保的资金相结合。

当前新的医改政策已经出台，虽然国家实行了多种举措，比如加大政府投入，药品限价采取招投标方式，大力推行社区医疗服务和积极推广新农合等等。一方面各大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硬件不断升级，新技术新检验设施和方法不断更新，医疗效率大步提高，另一方面非公所有制医院和社区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但大医院仍然门庭若市熙熙攘攘，患者就医所遇到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关系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

医疗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都在不断摸索完善。 过去，我们的政府部门过分地迷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这一观念导致了中国现在许多的困扰。

现在，政府应该理清思路，多分析分析哪些问题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市场所不能的，这才是比较根本的改革思路问题。

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①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但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

实践证明，医疗改革市场化、商业化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不能由市场来调节。②政府对于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调节应起主导作用，国家运用财政作为物质保障，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③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必须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的优化组合，这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①辩证否定要求我们有批判精神，克服旧事物中过时的、不合理的因素，市场化医疗改革克服了公费医疗国家和企业投入过大的缺点，神木县模式则通过实行免费医疗，克服了市场化医疗背景下存在的公平性下降、看病贵等不足。

②辩证否定要求保留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市场化医改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保留公费医疗，新医改在坚持了“公益性”诉求的同时保留了市场作用的合理因素。③辩证否定要求我们立足实践，树立创新意识。

神木县立足本地实际，实现了医疗改革的制度和实践创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6.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体制改革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

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 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 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

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 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之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 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

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

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之二是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

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问题之三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问题之四是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

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

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

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