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署名发表的稿件

1.网站通讯员的稿件如何署名

如今通讯员发稿难，通讯员单独署名发稿更难，通讯员发大稿子更是难上加难。

通讯员到底怎么了？真的，我们干通讯员这一行已20多年了。近10年来，我们几乎每年在上海各报刊上发表稿件200多篇，还专门从这些稿子中选编了一本书——《时尚从指间流过》。

我们连续多年担任《新民晚报》特约通讯员，也曾当选为《解放日报》优秀通讯员、上海电视台“360行中的通讯员状元”。电视台的一位名记者称我们是“新闻疯子”；《新民晚报》前两任总编辑把我们看成是“不在编的晚报记者”；在2003年度《新民晚报》优秀通讯员的表彰会上，《新民晚报》新任总编辑握着杨济诗的手说：“我是看着你的报道长大的”。

这一切都让我们激动不已，精神振奋。但是，如今遇上了通讯员发稿难的新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年6月22日《青年报》A11版发表了一篇“女厕标志禁用‘红裙’和‘高跟鞋’”的文章，觉得似曾相识，再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写的“规范厕所图形符号：让人‘方便’更方便”的翻版吗？那是几天前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该报一名记者的稿件，刊登前两天还来电话核稿，不料刊登时却将我们的笔名（纪遐）删去，取代而之的是“记者张彩平、王原”的署名。6月22日当天，我们俩分别给《青年报》总编办和有关部门去了电话。

总编办回答是“了解一下情况，稿费补发给你们”。而我们则据理力争：“不是为了稿费，以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也向总编办反映过，为什么事隔半年多，又发生这种情况？当前新闻界正在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希望加强对年轻记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尊重通讯员的劳动。

同时，我们等你们的回音。”6月23日接到记者来电称：“我将你们的稿子转给条线记者，我们是将通讯员的名字署上去的，但他们条线记者习惯了不上通讯员的名字。”

又说：“过一会儿他们会给你们电话赔礼道歉的，稿费也会给你们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没等到总编办的回音，二没等到记者的道歉电话。

过去，通讯员与对口记者一直是“叫得应的朋友”，但现在发生这类事，我们对对口记者还能说什么呢？下回发稿还要不要给对口记者呢？让我们怎么信任他们呢？回想这些年我们写作的成长过程，深深地感到离不开资深记者的指点。一批老记者十分珍惜通讯员的劳动，在我们有些稿子的处理上，为适合版面的需要，他们动了很大的“手术”，但还是将通讯员名字署上。

《解放日报》的端木晔波曾拿着我们的稿子，自己重新采访，发表时还是把通讯员的名字署上。还有一次，我们一同去采访，完全由她执笔，而登出来时我们名字也在上面。

我们感到很内疚，马上打电话与她联系，而她则淡淡地说：“没关系，也有你们的劳动呀！”真的，我们很感动，更激励自己多多写稿。记得好多年前，一名实习记者将我们的稿子稍作修改后署上自己名字见报，删除了通讯员名字，有一次我们顺便向带教他的资深记者说起此事，这位记者十分认真地说：“这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能这样做，小青年在学做记者时，必须先学会做人。”

他回去后真的批评了这位实习生。但是，如今这等事又一次次地发生了，真令人费解。

但此类现象似乎并不孤立。近来，我们接到一些记者朋友的来电，有的说，报社有关领导有约定，凡是大文章，通讯员不能署名；有的说，如果不是记者署名，编辑不会发通讯员的稿子……。

对照这些信息，我们做了有心人，发现今年6月份以来，上海不少媒体发表的通讯员稿件确实不多见，特别是通讯员单独发稿少得可怜。最近一个时期，媒体采用“报料”似乎比采用通讯员稿件更积极，一个“报料”信息少则50元，多则数百元。

不可否认，“报料”是增强社会新闻信息量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我们认为决不能顾此失彼。通讯员是分布在各条战线的媒体耳目，特别是老的通讯员，往往是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与“报料人”只报杀人放火、交通事故、煤气中毒、自杀抢劫之类的信息相比，通讯员有些深层次的报道，也是很有见地的。

许多可读、耐读、质量高、“三贴近”的好新闻，离不开通讯员及其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我们感到，任何媒体脱离了通讯员的主动作为，也许就会少了作为。

在当前媒体改革之际，我们恳请，能否给通讯员写稿以多一点的激励机制？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新闻机构开门办报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