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民主监督的典型案例

A.“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

选举制度是整个民主制度的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是根据其国情制定的。

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受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制约，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了解我国选举的特点。

包括：1）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2）民主性：直接选举的范围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任何选民或代表三人以上即可推荐代表候选人；3）对代表有监督和罢免程序；4）无记名投票与举手表决相结合；5）保证少数民族人大代表选举名额，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6）选举实行 “一人一票”原则，了解什么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

B.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二是“依法参与民主决策”。公民参与民主决策方式主要有直接和间接决策两种：1.依法间接参与民主决策。

主要是公民通过选出的人民代表，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决策。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见带入决策过程，也可以依法以意见和建议的方式表达出来影响决策。

在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有关机构就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向公众征集意见和建议，举行听证会，邀请各个阶层的人士开展讨论。还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使公民有各种机会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过程。

2.“直接参与民主决策”包括3条途径和方式。通过 1）村委会和居委会组织，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管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2）通过各种职工代表大会，公民也可以就企事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合法权益问题，直接参与民主决策；公民还可以 3）通过工妇青等组织就相关的问题直接参与民主决策。

C.了解公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方式：政治参与途径之三1.“间接管理”：是公民通过选出的代表参加间接管理。公民也可以对具体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来间接参与管理。

例如：2004年10月，上海在公开讨论《上海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过程中，学生、老师、家长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人士的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是公民间接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民主管理的生动体现。2.“直接管理”： 就是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

比如：1）在行政、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实际上就是分别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2）公民还可以通过村委会和居委会组织实行基层实行自治；3）还可以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管理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各项事务。比如，通过居委会，居民可以管理社区中的各项事宜。

D.依法参与民主监督，是政治参与途径之四1. 了解公民参与监督的必要性：为了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合法合理）行使权力，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和失职行为，应该受到公民的监督。

他们的权利是公民委托的，他们必须对公民负责，公民当然有权对他们是否“使用得当”进行监督。关键是怎么监督？2.“公民参与监督的方式”，包括：（1）公民可以通过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比如，检察院及其所设置的反贪局、行政监察机关、政府法制部门内设置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审计监督机关、“财务、物价和税务三查办公室” ，还有党内的纪委，以及各企事业单位内部所设置的各种监督机构。

（工会财经监督小组）（2）公民直接监督方式公民的直接监督是各种监督机构发挥监督作用的基础。舆论监督则是公民直接监督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公民直接监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检举。

二、法律无情典型小例子

对抗法律，法律无情

【案情】

去年九月中旬，江西省某村农户彭某违反《殡葬管理办法》偷偷地将死去的家人土葬了。接到举报后，镇政府先后派工作人员到彭某家做思想工作，动员彭家自觉执行殡改法规，起尸火化。思想工作做不通，9月22日，镇政府、县民政局以及市殡改办组成殡改执法队，要强制执行，却遭到彭家的强烈阻拦。他们挡住执法人员并与执法人员纠扯起来，加之围观者乘机起哄，现场一时出现混乱。在混乱中，执法人员被围困在一片喊打声中，雨点般的泥巴和石子落在了执法队员身上。有的遭到拳打脚踢，有的被撕破了衣服，第一次强制执行失败。11月27日，殡改执法队开着一辆装载车准备第二次执行，彭家人中有人躺倒在装载车前，将双脚伸到车轮下面，乘机起哄的人群中还冲出几人架住两个执法队员，扬言要将他们活埋。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将其一个小个子的人摁入刚挖开的已经露出棺木并灌满了水泥的坑里。之后，他们又将装载车驾驶室玻璃砸碎，四个橡胶轮子捅破，第二次强制执行又失败了。

这一典型案例引起了当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领导明确指出：“要依法行政，排除干扰，坚决推进殡改工作”。公安部门依法拘留了行凶者，12月1日，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挥下，调集了警力，开始了第三次执行，“起尸”火化成功。

【评析】

“丧户”彭家行凶抗拒殡改执法，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彭家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我国《殡葬管理条例》和1998年12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的《江西省殡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三章规定：“火葬区内的人员死亡后应当全部实行火葬”，第四章罚则中第三十条强调：“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将骨灰装棺土葬的，或者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外建坟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

殡改执法人员9月22日和11月27日两次进行强制执行，都遭到死者家属和围观起哄人员的谩骂，更有十多人先后遭到死者家人的行凶殴打。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又因行凶殴打执法人员且后果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丧户”违反殡改法规的恶劣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且误导了一些群众，致使有人认为政府的殡改法规不执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据查在不长的时间里，该地先后就有几家“丧户”学着彭家，将死去的本应该火葬的家人偷偷地土葬了。

这一典型案例的意义是通过依法行政，既打击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大家的执法意识，顺利地推进了该地的殡改工作。

三、求一些典型民告官的成功案例.

自古中国“刑不上大夫”。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行政诉讼法》。从1989年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案件的审理几乎多数处于媒体报道的“禁区”。

而随着依法治国步伐的加快，昨天——— 案例一：退回A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

海南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决：确认中国证监会退回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

判决后，证监会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

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

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二：“泛美卫星”诉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向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对中央电视台与泛美卫星公司签署〈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的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通知》，通知认定：依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央视所支付的费用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确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根据该协定，应在我国缴纳部分所得税。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要求央视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并认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缴纳的150余万美元预提所得税，应由中央电视台依法代扣代缴。

美国泛美公司不服，向国税总局对外分局提出复议，对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决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

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维持北京国税总局319号《通知》；二、驳回泛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终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泛美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该案涉及国际间使用通讯卫星费用性质的确定，涉及涉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协定、涉外电信管理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此类案件当时在国际上仅有两例起诉。

一中院依据国际条约和我国税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案例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规范交管拖车 2001年3月1日14时左右，北京方正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刘燕燕，将其所驾驶的小客车停放在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内。

值勤民警用清障车将刘燕燕的车辆拖至西城区月坛桥下。西单交通队依据有关规定，对刘燕燕处以5元罚款。

刘燕燕不服该决定，向西城交通支队申请复议。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仍决定对刘燕燕罚款5元。

刘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诉。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维持西城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同时，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处罚违法停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该司法建议认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实施拖曳违章车辆的执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执法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建议其予以改进。

交通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点评：一中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

据不完全统计，一中院近年来共发出各种司法建议近100份，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河北律师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北京铁路局等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35岁的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认为，该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

依据《铁路法》、《价格法》有关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铁道部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未召开听证会。

乔占祥认为该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对乔占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

乔占祥不服，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请求判决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

四、事故案例反思与体会

原文地址：煤之殇，国之殇--王家岭煤矿事故反思作者：郑贤乐

2010年的清明，没有雨，只有泪。

山西王家岭、河南伊川，一周连发两起特大煤矿事故，上百人至今仍生死未卜。

王家岭、伊川的泪水积聚起来，该足够下一场令人断魂的泪雨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人们的心渐渐下沉，营救仍在紧张进行，矿工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今天，清明节。

想想那些望眼欲穿、焦灼地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这个清明节，对于他们该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煤，被称为国家的基本口粮，然而，当这种不可再生的口粮随着需求增加虽日益匮乏，却依然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涌出来满足我们时，黝黑的煤块上，越来越多地浸染了矿工的鲜血，怎能不让人徒生罪恶感！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矿难，已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一个群体的伤痛，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伤痛。

反思、整改、问责，一环扣一环；县长、市长、省长，换了一茬又茬。矿难，就像一个魔咒，依然套在当政者头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煤矿安全何时才能有所改观？难道要等到掘尽地下最后一块煤？

矿难频发，已成为痼疾。然而，在某些国家，最危险的行业却并非矿工。据美国劳工部门2008年的统计，按照百名全职工人事故发生率排行，排在第一的是制造业（8.1），随后依次为建筑业（7.9）……排在最后的才是采矿业（4.0），甚至比零售业（5.6）的事故率还低！究其缘由，保障美国矿工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一是强大有力的工会组织，二是科学有效的政府监管。

作为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一，成立于1890年的美国矿工联合会，不仅以追求8小时工作制、工资谈判权、种族平等等为己任，更将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和保障矿工健康作为其核心使命。矿工联合会旗下的安全委员会，不仅自身开展安全巡检，而且随时接受矿工的安全举报。国会在1969年通过的《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更是将安全生产的监督权直接授予矿工本人。

主要安全监督权回归矿工，矿工通过工会行驶安全监督权，并催生、执行安全监督法律，安全监督法律派生独立的安监机构，安监机构和工会、矿工相互监督且联合起来，共同要求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采用安全新科技、严格落实安全制度等，这就是美国为什么矿难很少的奥秘所在。

在刚刚发生的这两起矿难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王家岭煤矿的负责人，把屡屡报告事故隐患的矿工，当成喊“狼来了”的孩子，无视隐患的存在；伊川矿难发生后，驻矿安监员竟然与矿主一起逃之夭夭。

安全制度不落实，监管不力，最根本的，其实在于矿工权利的缺失。在管理者眼里，矿工只是随意驱使、任其剪毛的绵羊，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生命安全可想而知！

为井下的矿工兄弟祈祷，期待奇迹的发生，更期待，这样的灾难不再重演。

煤之殇，国之伤。沉痛中写下以上文字，是以为祭。

五、作为一名城管执法人 我该怎么办 论文 谢谢

论城管执法现实当中城管与无证商贩之间就如同猫鼠关系。

在笔者调查的多起典型案例中，不论是城管还是无证商贩都出现了伤亡。按照波斯纳的新经济法学方法分析，这样战斗对社会来说非常不划算。

因为即便城管打赢了，国家很可能按照国家赔偿法来救济相对人；而相对人打赢了，国家可能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为城管队员定为公伤。不管怎么样都要这些纳税人来为这个结果埋单。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城管执法难道就是两种方式———要么打人，要么被打，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冲突双方分别进行利益分析。一、城市小商贩存在的意义与问题 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是小商贩。

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以及其他简单的手工业等，例如：工作族的早餐、网虫的夜宵、价廉的农副产品等。这些生活必需品极大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也缓解了就业压力。

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依然少不了小商贩的足迹。所以说城市小商贩的顽强生命力本身就说明了其符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

小商贩这个群体主要由下岗职工、城市无生活保障人、进城农民等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能支付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而又必须在城市寻找出路的弱势群体。

有些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经常会做一些缺斤短两、掺杂掺假、占道经营、乱抛垃圾等等违法行为。农药超标的蔬菜、药物催熟的水果、注水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流动商贩送到居民餐桌上的。

狭隘的利益观、较低的文化水平、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根本无视公共利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行天桥上，三米宽的路上，两排商贩各占一米，有时候中间还要放上一个招徕顾客的音响；一些卖瓜果的商贩溜进小区，用高音喇叭不分时段的叫卖，并且随手乱抛果皮废弃物；还有一些拾荒者在住宅区内乱翻垃圾桶，在拿走想要的东西之后，扔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等等，这样案例数不胜数。

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二、城管的概况 （一）城管的发展历史及作用追根溯源，城管的前身其实属于环卫部门。

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将临安（今杭州）称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

而那个时候，古临安因为城市人口聚居而产生大量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府就开始招募专人进行清除；清末，警察机关负责对城市清洁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清理街道、收运垃圾、整顿厕所等。

近代（1929年前后），当时的各地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清洁卫生的管理条例，并开始设立专门的城市环卫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即建立环卫管理机构。

此后，环卫部门的隶属发生频繁变动，分别归属过公安、卫生、供销等部门。1980年起，城市的环境工作改由城市建设系统管理。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城市公用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

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权力重叠，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处罚与执法疲软的弊病。要尽快扭转“一群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局面，还市民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就必须设置一个及时高效的新职能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消除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法律障碍。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最早启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

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相继成立城管部门。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执法力量的集中，增强了执法威力，市民投诉和媒体关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市容市貌日新月异。

可见，从发展历史和工作成果上看，城管存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善花有时会结出恶果？两个必要的城市发展主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要解开这个迷，必须从矛盾关系上进行分析。

（二）城管执法的困境1.综合执法权缺乏法律依据城管经常要与综合执法联系在一起，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正式界定综合执法权。综合执法的权限到底有多大，通过对各个地方情况的统计，大致可以锁定以下七方面：一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二是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依法处罚破坏园林设施即苗木行为；三是公安交通管理方面，依法处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外的违法占道行为；四是市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违法占道行为；五是城市规划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与处罚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六是工商行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占用道路的无照经营行为或未在指定地点经营并影响市容等违法行为；七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可见，综合执法权涉及环保、公安、交通、城建、工商等各个工作部门，基本上集中了一个地方政府所有主要的执法权。但是，由于综合执法权不但范围大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程序法规定，这样就导致综合执法变成城管部门的“自留地”。

在处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城管的自由裁量成为主流，而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后，又缺乏有力的救济途径，立法的真空是恣意行为的罪魁祸首。试想一下，没有约束的庞大权力，就相当于。

六、2003年延安黄碟案案例分析

（1）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

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

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

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也已在2001年废止。

唯一可以关联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

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

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

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介入提供口实。

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事实上法理学专业毕业论文。

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

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

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

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

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

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

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

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2）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

我们知道，执法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

连50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

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

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

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

七、2003年延安黄碟案案例分析

(1) 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这是关涉不同观点的前提性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张某夫妇是否具有在家看黄碟的自由。

我们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权利，更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在与公共权力的比较中，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顺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义，是权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当性理由。

因此，各国宪法、法律都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切实地确认与保障。我国公民更是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享有广泛的自由。

由于行文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一一确认公民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而是根据情势的需要，对有些暂时无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样，在法治国家中，人们在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上就普遍坚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联系本案，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黄碟的行为；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也仅仅禁止的是聚众观看或在公共场所观看的行为，而且这一规定也已在2001年废止。

唯一可以关联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个有关“除六害”的通知。但该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时它是为配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发布的，主法废止，它当然应该失效；而且它还会因违宪问题而有待深究。

如此看来，张某夫妇的行为未有任何违法性可言。尽管警方有关人员认为，看黄碟的地点不是家，而是诊所（公共场所）。

对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家，不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场所，也包括临时居所（如租住的旅馆的房间）。本案中的地点，居办合一，居办有分，而且下班后就仅仅是居所。

故此说不能成立。至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案发生以前，张某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违法而与公权力发生冲突，从而给公权力介入提供口实。

其次，张某夫妇在行使自由权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时，事实上法理学专业毕业论文。

都会与他人的自由发生交叉甚至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矛盾的发生，法律就在事前对自由的界限作出规定，以确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

这正象波斯纳概括密尔的表述，“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那么，张某夫妇的行为是否“冲撞”了他人的权利呢？从案件事实看，律师特意澄清说当时拉有双层红水绒窗帘，且这一对并未患有露阴癖的新婚夫妇已经上床，拉上窗帘是可以合理想见的人之常情。

显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响他人。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个别学者提出的声音问题。

如果张某夫妇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放的足够大，确实能够影响到邻居的良善生活，产生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从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权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疏于事实“就会注意到，外间住着张某的父亲，一个新婚儿媳在自己看黄碟时（如果真的是黄碟的话。

张某夫妻称只是外国女人洗澡的情景，并未有男性出现或其他淫秽动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证据），会大胆到放任淫荡的声音去刺激其年迈的公公。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

如果声音在诊所内部尚不能充分展开，又何以能飞入邻居，那么，又如何解释警方所谓接群众举报一说呢？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地方财政向公安机关返还罚没款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警方“创收”的积极性，一些刑警队甚至放着刑事案件不办，而去抓本应由治安部门管的卖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举报的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排除警方撒谎而去主动“创收”的可能性。

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仅是一例典型的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权力对百姓敲诈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有人举报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举报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总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当性理由。

然而，警方也应该认识到，他们要去做的，极有可能仅仅是去明晰那里的权利界限（到现场后更应明确这一认识，）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罚款。（2） 执法人员的主体资格值得质疑。

我们知道，执法活动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进行。警察的行政执法作为一种较重要，较特殊的权力，其行使更有严格的要求。

连50元以下罚款，警告这样较轻的治安处罚若由非公安人员进行时，也要经过严格委托程序。而本案中进入张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说法是：“当时他们去了三个人，都穿了警服，但由于没有授衔，确实没有警号。”

如果不是“陌生于执法”，陌生于警察这一执法队伍的建设情况，就不能不知道，全国在编的正式警察，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警号。因为设置警号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警号来监督警察的行为。

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会有警号。而警衔则是根据警察的从警年限、职务、职称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级标志。

取得警衔并不是取得警号的原因，相反，要有警衔，必须得有警号。这种情况，宝塔分局副局长魏世平告诉记者，“其中两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属于地方公安编制，（是否类似于保安。

八、贪官和清官的例子（中国）

以大贪官---和绅！！十大清官：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

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

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

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

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