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散文 尘烟集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1]

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正史如何评价太平天国

罗老先生白首穷经.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太平天国史>，可敬可贺！太平天国史>体现出罗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罗老先生白首穷经.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太平天国史>，可敬可贺！太平天国史>体现出罗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

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

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

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

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

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

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

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

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

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

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

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

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

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

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

中国近代十大国学大师？

泰华近现代史上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学者，有俞樾、孙诒让、王国维、顾颉刚、辜鸿铭、章太炎、赵元任、胡适、钱穆、金岳霖、梁漱溟、南怀瑾、陈寅恪、牟宗三、陈垣、黄侃、唐君毅、熊十力、刘师培、冯友兰（合称华国近现代二十大国学宗师）。

其中，王国维（文艺新理论学）、顾颉刚（新史学）、章太炎（综合国学）、赵元任（华语理论学）、钱穆（哲道文化学史）、金岳霖（新道学）、梁漱溟（文化学）、南怀瑾（新诂学）、熊十力（新儒学）、牟宗三（新儒学）、冯友兰（新理学），是成就最高的十位泰华国学巨人。另外，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钱钟书、马一浮、吕思勉、郭沫若、王力、钱宝琮（泰华数学史）、范文澜、李申（泰华科学史）、高亨、朱伯昆等人，也有一定的造诣，也可称泰华国学大家。

季羡林主要研究印度文化及中印文化交流，不是真正国学大家，而是印度文化学家与中印文化交流学术专家。

民国历史学界究竟有几位堪称"大师

要考察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有几位大师，首先要弄明白当时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现在的史学史专家大多数认为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有三大流派。第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流派，第二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胡适、傅斯年、钱穆为代表的新考证史学或曰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第三是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另外也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只有两大流派，第一是史观流派，第二是史料流派，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流派合并起来通称为史观流派。

中国当代史学（主要是建国后）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要详细一点,

新中国史学是在20世纪初期新史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1949年之前已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到1956年前后已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是第一阶段，十年“文革”为第二阶段，新时期是第三阶段。

对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的认识，史学界有不少分歧意见，个别人甚至持基本否定意见。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左”倾思想盛行，学者研究的问题多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假问题”，我不这样认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历史学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学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今天看来有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的学说，对于促进中国史学家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在1954—1957年初以及l961—1963年，在良好的学术研究气氛的形成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随着国家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大批考古遗址得以发现和发掘，这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1956年到l961年开展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工作，为我们留下了数亿字的民族学、历史学资料。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和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创立了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机构，随后又相继创办了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根据苏联的历史专业教学计划，新中国也制订了自己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计划，1956年又重新审定了高等院校的历史学各科教学大纲，编写了新的中学历史教材，颁发了新的中学历史教学计划。

同年，开始制订了“历史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1年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以翦伯赞、郑天挺为组长的历史教材编写组，组织全国许多著名史学家为高等院校师生编写了一批高水平的历史学教材及参考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实行的研究生制度和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也为国家培养了一些高素质的历史学教学科研人才。于是，历史学从业人数有了很大发展，由1953年历史学教师、研究生不到500人，发展到1962年的一万余人。

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创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后来的中国史学会，组织了全国的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以及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等重要问题的争鸣，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第三，这一时期发表了数量众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史学论文，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历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史学月刊》（原称《新史学通讯》）等专业杂志相继出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也成为史学工作者发表论文的重要阵地。

在通史编纂方面，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五代十国以前部分问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基本编著完成，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编写工作完成，郭沫若主持编写了《中国史稿》。中国史学会编著的大型历史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千多万字的篇幅和丰富的资料更是给新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显著，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以及陈真、姚洛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姚贤镐的《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聂宝璋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等纷纷问世。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杨宽、杨翼骧、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岑仲勉、吴枫、韩儒林、傅衣凌、郑天挺等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此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进展。第四，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史学也有其不足，如过分集中于重大问题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和讨论，研究面尚较为狭窄等，其中最大的缺陷是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特别是“左倾”和极“左”思潮对史学的危害更大。

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显露出来。l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