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患者之间如何杜绝红包交易？

今年下半年，全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昨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

双向签字防止收受“红包”

在医疗服务廉洁风险防控方面，规范诊疗服务行为，防止收受“红包”、回扣、过度检查治疗、乱收费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基建和物资采购工作，同一领导班子成员不同时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工作。

临床诊疗要以临床路径管理为抓手，防止过度医疗。临床用药要强化对药品来源、基本药物使用、抗菌药物使用、超限处方、不合理处方、贵重药物和单

品种药物用药数量的监控；医用耗材和试剂使用要强化对来源、采购、资质、出入库、使用的监控；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要强化对检查阳性率、检查权限和重复检查的

监控；医疗收费要强化对收费标准、项目执行情况和超标准超范围收费、分解项目收费、重复收费的监控。

违规供应商列入不良记录

同时，要开展供应商产品价格监测，把出厂和销售差价较大的作为监控重点，确存问题的，实施限量、降价、暂停采购等措施，严厉打击失信行为。

供应商对医院的自愿捐赠资助，必须按规定纳入医院财务部门统一管理，捐赠资助不得附加任何影响公平竞争的条件，不得与采购商品（服务）挂钩，不得指向特定内部职能部门或个人。

实施不良记录制度。对经核实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供应商，及时列入不良记录，按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购买其产品。

有公立医院人士表示，双向签字拒绝红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起码要求，此举实施后，对备受公众诟病的“收红包”现象可得到有效遏制。

双向协议能否杜绝“红包”

通过双向协议遏制红包，主要是一种价值宣示和道德自律，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会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

患者送红包、医生收红包，似乎成了一个社会顽疾。日前，卫生部就《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其中就有治理红包的内容：“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

你不送，我也不收，医患的双向协议能否破解红包现象？对此，众说纷纭，表示不乐观的居多。 不收红包，原本是职业底线，现在竟要卫生部门专门进行制度设计来防控，反衬出红包现象的泛滥盛行，也表明从政府到公众对此问题的价值立场。

在很多人送红包送得理所当然、一些医生收得心安理得的时候，反红包的双向协议，从制度上标明了职业道德、社会风尚的应有准则、是非判断。这种回归，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利的。

若能落实，并在更大层面拓展深化，未尝不是治理红包现象的一个契机。 可是，这一纸协议真能撬动坚硬的红包吗？从表面看，红包呈现的是“不送不安”“不收不宁”这样一种不无反讽的社会病象，但在非送不可、非收不可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

从患者角度说，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分配上的不公平，助长了通过利益输送方式博取优先权的心理与行为，加上长期送礼文化的惯性作用，“送红包才保险”很容易泛滥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从医生角度说，红包与其群体利益的紧密关联，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艰深复杂。

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体制弊端，一方面是导致医院要在市场经济大浪里挣钱谋发展；另一方面，卫生投入的不足，使得医生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由此产生“脑体倒挂”。在不少医院，医术越高超、医德越高尚，挣钱越少的问题确实存在，不收红包而被骂被逐的“伤心医生”也时有所闻。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红包泛滥，根子还在医疗制度的不足和缺失。

治理红包顽疾的治本之策，还在于深化医改，促进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同时将医院业务行为和经营行为脱钩，建立合理的医生收入体系，用体面的、有保障的合法收入打消医生“看病赚钱”的想法。 当然，高薪不是养廉的灵丹妙药，尤其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有仁心才有仁术，只有职业道德涵养充分了，一切制度设计才能见效，改革成本才会尽可能降低。

通过双向协议遏制红包，主要是一种价值宣示和道德自律，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会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