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翻译风格

林语堂始终把译文的忠实性放在第一位。这种忠实性要求译者准确传递原诗的意义内容和风格特点。在译文的表达形式上，林语堂一方面追求形式的对等，但又不被格律形式所束缚。

在语言表达方面，林语堂选词恰当贴切，句式结构流畅，体现了他的高超的英语驾驭能力。少用难词和生词，而是用日常的单词短语来表达很复杂的意思。

在文化转换方面，他进行了综合的考量，一方面他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元素进行阐释；为了让西方读者能够容易理解原诗精神，他也不排斥用西方的表达方法来传达原诗的精神。

还追求传神美，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感受。

2.解析林语堂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

（题外话，楼主提这个问题，划归在英语翻译栏下，使我有些迷惑。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下划到于百度知道 > 教育/科学 > 科学技术 > 语言学 ，应更为妥贴。） 说起林语堂的翻译，不得不提起另一位与他相关的重量级人物：鲁迅。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同时期的两位大家鲁迅和林语堂，却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林语堂指责“以佶屈聱牙之文以飨读者”为不明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而鲁迅也对“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觉得十分可笑。

那么为什么曾有过两次“相得”，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曾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辩论中立场相同的两个人，竟在译学这一领域针锋相对呢？他们的不同在何处？应如何看待？其实对翻译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西方，翻译理论经过了漫长的传统阶段后，学派林立，高潮迭起。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跨学科的蓬勃发展，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理论更是从各方面突破重围，令人耳目一新。

德国功能派学者Hans Vermere 为翻译理论找到了一个第一准则：文本目的。在这一理论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

[1] 目的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90 年代，翻译更是在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转向，像Lefevere和Bassnett 等学者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

[2] 把翻译与权力、思想意识、制度等联系起来，触动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随着作者的死去开始彰显，克服了其边缘文化的地位，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抉择与创作。

总之，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本文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对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观点做出大概考察与比较，并探寻促使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目的因素、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

一、鲁迅、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 1.文本的选择。在文本选择上，鲁迅在前期并未超出梁启超规定的范畴，仍是囿于科学小说、政治小说。

从1909 年《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本着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希望，抛开一般人所关注的强势文化，更多地引进弱小国家，像俄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作品。其后期作品更是通过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了《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等革命文学作品。

而在比他略晚一些的林语堂这里，翻译的样式却有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林语堂致力于打造一个通俗世界。一方面，他将西方的幽默引入中国文化，在他所创办的《论语》杂志上，荟萃了莎士比亚的《人生七记》、尼采的《市场的苍蝇》、法国民间故事《尼姑》等许多英、法、美式的讽刺。

另一方面，他又将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献，以通俗化、大众化的策略介绍给了西方。“他从译文的预期功能出发，将原文结构抛开，采取他认为得体的必要的变通手段”[3] 并加上自己对孔子、老子、庄子的理解，把《论语》、《道德经》译成了他的《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

如果说鲁迅选择的是文本的战斗精神，那么林语堂选择的便是文化和审美。 2.关于忠实。

1909 年以前，鲁迅的翻译未能摆脱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对原作进行删节、改译、添加。1909 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里，鲁迅提出了“直译”的观点，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

首先，最突出的就是“宁信而不顺”，即使是文学翻译，也应直译，要保存原作的风姿。所以鲁迅先生是主张异化，反对归化的。

“只求易懂，不如创作”[4] 他的译本是要读者费一费心思，用牙来嚼一嚼文字的。另外，不仅在内容上，在形式上原文的特点也要保留，即所谓的语法欧化和用词欧化。

鲁迅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比如，他自己举例子：“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西山”，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

[5] 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里也提出了“忠、顺、美”三条标准。但忠实的程度在他这里却有不小的灵活性。

他提出了忠实四义：（1）忠实不是字字对译，是句译，以该句的“总意象”为基准下笔，而非字义。（2）绝对忠实之不可能。

（3）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言外之意。（4）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即讲求归化，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

这也就是其“顺”的含义。此外，林语堂还要追求美，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

在这种原则下，林语堂允许了语言的游离。换句话说，林语堂的“忠”在“顺”与“美”的调节下，已经柔韧异常，张力很大了。

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而鲁迅则要求在两方面均以“信”为最高准则。

二人的观点针尖对麦芒，截然相反。这点不同在二人的翻译实践中也是清晰可见，鲁迅的文字确实佶屈聱牙，“六十四根咬筋嚼不动文字”，林语堂顺则顺矣，却时常“越位”，游离于原意之外。

3.关于译者的个性。林语堂的老师克罗齐提出“艺术是表现”，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表述宇宙。

而中国的性灵文学倡导者袁中郎推崇“诗者，个人。

3.古诗文翻译

芮伯献马 原文： 周厉王使芮伯帅师伐戎（古代少数民族的泛称。）

得良马焉。将以献于王，芮季曰：“不如捐（丢弃。）

之。王欲无厌而多信人之言。

今以师归而献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获不止一马，而皆求于子，子无以应之。则将哓（读音xiao一声，争辩声。

）于王，王必信之。是贾祸也。”

弗听，卒献之。荣夷公果使有求焉。

弗得，遂谮（读音zen四声，说别人的坏话。）诸王曰：“伯也隐。”

王怒，逐芮伯。君子谓芮伯亦有罪焉尔。

知王之渎（贪。）货而启之，芮伯之罪也。

翻译： 周朝的厉王派芮伯帅兵征讨戎族（叛逆），（他）得到（一匹）良种马。 准备把它献给厉王，芮季说：“不如把它丢掉。

厉王贪得无厌而且轻信谣言。今天班师回朝献了马，厉王左右的人必然认为您收获不会就只一匹马，于是都向您索要，您没有东西应付他们。

那么就会有谗言到国王那去说，厉王必定相信那些话的。这是（自己）买祸啊。”

（芮伯）不听，最后还是献了马。 荣夷公果然派人来索求。

没有得到，就在厉王那进谗言说：“芮伯还有隐藏（没有全部献给国王）。”厉王发怒，驱逐了芮伯。

君子认为芮伯也是有罪的啊。知道厉王贪心要东西还去招惹他，（这是）芮伯的罪啊。

4.重温最美古诗词中林语堂的观点

我很喜欢的一位中国人林语堂先生，他曾经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过一段关于诗歌的话——

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似乎普遍认为对它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如果说宗教对人类的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出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的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生活之上点缀的漂亮补丁，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的情绪。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

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生命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尤其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

之所以把林语堂先生这段文字抄写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可以用如此精练简约、直指要害的语言，概括出中国人和诗歌之间的关联。

5.求林语堂翻译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The weather, now warm, now cold,

Makes it harder

Than ever to forget!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How can a few cups of thin wine

Bring warmth against

The chilly winds of sunset?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

My old friends,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Let fallen flowers lie where they fall.

To what purpose

And for whom should I decorate?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By the window shut,

Guarding it alone,

To see the sky has turned so black!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And the drizzle on the kola nut

Keeps on droning:

Pit-a-pat, pit-a-pat!

6.求林语堂《论翻译》原文,doc文件或者可复制的来源,谢谢

林语堂先生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的一生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写作中，但他仍然写了许多有关于翻译的文章。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了其中英文的深厚基础。其中林语堂于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作的序，即为近万言的《论翻译》（后有收入其《语言学论丛》一书），是他最系统、最全面论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文主要包括了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这两个方面。

在对译者的要求方面，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三条："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