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自是一家”的理论是苏轼提出来的吗

说是苏轼提出来的也可以，同样的李清照也提出过这个观点

李清照的词学观点，特别强调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即词“别是一家”，与诗歌相区别；特别重视词的声律形式；在语言上要求典雅而又浑成.

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他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

也就是一个以词为词.一个是以词为诗.

二、诗词一体是苏轼提出来的吗

如果苏轼真是如此自称，应有一定的语境，词正是在苏轼等人手里由小道变成别是一家 下面论述很好： 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 专业论文 2010-06-26 13:47:25 阅读4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李清照的《词论》是词学史上第一篇以史带论的词学论文。

它在研究了北宋词的形式与特点，评析了词坛名家创作倾向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此论一出，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毁誉褒贬，意见难以统一。

近年来，对这篇文章的研究仍在继续，或辨其真伪，或考其本事，或评其理论得失，或析其观点正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这些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加深了对《词论》本身的理解，也促进了对整个词学理论的探讨。

但是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在词学史上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它所体现的主题观念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本文将从这个方面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对于《词论》所体现的主体观念，前人已略有提及。夏承焘先生认为：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它的传统风格—这就是前人所谓‘尊体’”。

（《评李清照<词论>—读史札记之一》）应该说，“尊体”确是《词论》作者所体现的主体观念，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观念的产物。联系北宋词坛创作繁荣、词学论争的现实，把它放在北宋词坛的具体背景上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词到李清照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词从内容到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从词体方面看已由唐五代的小令发展到长调慢词；从词的表现手法看，也由单薄的抒情发展到以铺叙展衍为能事的叙事、状物、抒情的结合；词的内容也从多倚红偎翠，开始发展为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李清照所处的词坛，已开一代之盛，新声竞繁，众体大备，名家辈出，出现了多种艺术风格纷呈的局面；有的以铺叙明白见长；有的以抒怀旷达取胜；有的以婉约清丽为主；有的因富丽精工见称。

李清照所面对的词苑，就是这样一片奇花异葩的艺术现实。对于这种局面，应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每一个词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主张及审美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反应。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正是从推崇词体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词学理论发展的结果。

理论与实践如影随形，词的创作实践必然产生词学理论。尽管李清照以前的词坛，对词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但只要把有关词集的序跋，词人的通信，以及散见于词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到李清照时，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正在由卑渐尊，对词体的要求正在由俗趋雅。

我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是文人的诗文。以民歌为主体的“诗三百”，经儒家阐释和推崇之后，才被尊为经典。

而晚出的词，则被视为“小道”、“末造”、“旁行”。词被视为卑体，这是李清照以前词坛的传统观点。

这固然与词起源于“胡夷里巷”流行于青楼酒馆有关，也与在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崇古重道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词在当时备受轻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有的称词为“曲子”，如王灼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渐兴”（《碧鸡漫志》）；又如柳永驳晏殊的责难时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张舜民《画墁录》），从侧面反映了曲子不登大雅之堂。

“曲子”之称，始于五代，宋人仍沿旧说，说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承袭。有的称词为“小词”，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做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的称词为“诗余”，而且名于书，宋人词集有不少以“诗余”为称。

这表示了以词为诗之余的看法。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也大都不及写诗作文认真。

对于填词的目的，多认为是娱宾遣兴，自愉娱人。如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小序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晏几道序《小山词》曰：“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这种佐欢娱人的传统是与《花间集》一脉相承的， “花间”词人多是以婉丽绮迷的笔触，作词以佐酒宴歌席之欢。

《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北宋词坛。可以说，词在北宋文坛是作为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鼎足而三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这时所抒之情又多是男欢女爱、佐欢闲适的情。

直到苏轼、辛弃疾，词的抒情才更侧重于家国之愤、经济之怀。 再次，在题材上，由于对词的轻视，所以用以入词的题材也多是风月之事，男女之情，遂形成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

文人在诗文中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便全部涌入到词的这块阵地上。那些写起诗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人，写起词来也尽塞进些花前月下的私情喁语。

如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写文是“正人君子”，作诗是“迁客骚人”，填词则是个“多情种子”。他把在诗文中不能写的夫妻绣房的戏言、闺中调笑写入词中，以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等闲妨了绣功夫。

三、诗词一体是苏轼提出来的吗

如果苏轼真是如此自称，应有一定的语境，词正是在苏轼等人手里由小道变成别是一家 下面论述很好： 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 专业论文 2010-06-26 13:47:25 阅读4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李清照的《词论》是词学史上第一篇以史带论的词学论文。

它在研究了北宋词的形式与特点，评析了词坛名家创作倾向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此论一出，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毁誉褒贬，意见难以统一。

近年来，对这篇文章的研究仍在继续，或辨其真伪，或考其本事，或评其理论得失，或析其观点正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这些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加深了对《词论》本身的理解，也促进了对整个词学理论的探讨。

但是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在词学史上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它所体现的主题观念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本文将从这个方面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对于《词论》所体现的主体观念，前人已略有提及。夏承焘先生认为：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它的传统风格—这就是前人所谓‘尊体’”。

（《评李清照<词论>—读史札记之一》）应该说，“尊体”确是《词论》作者所体现的主体观念，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观念的产物。联系北宋词坛创作繁荣、词学论争的现实，把它放在北宋词坛的具体背景上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词到李清照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词从内容到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从词体方面看已由唐五代的小令发展到长调慢词；从词的表现手法看，也由单薄的抒情发展到以铺叙展衍为能事的叙事、状物、抒情的结合；词的内容也从多倚红偎翠，开始发展为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李清照所处的词坛，已开一代之盛，新声竞繁，众体大备，名家辈出，出现了多种艺术风格纷呈的局面；有的以铺叙明白见长；有的以抒怀旷达取胜；有的以婉约清丽为主；有的因富丽精工见称。

李清照所面对的词苑，就是这样一片奇花异葩的艺术现实。对于这种局面，应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每一个词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主张及审美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反应。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正是从推崇词体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词学理论发展的结果。

理论与实践如影随形，词的创作实践必然产生词学理论。尽管李清照以前的词坛，对词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但只要把有关词集的序跋，词人的通信，以及散见于词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到李清照时，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正在由卑渐尊，对词体的要求正在由俗趋雅。

我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是文人的诗文。以民歌为主体的“诗三百”，经儒家阐释和推崇之后，才被尊为经典。

而晚出的词，则被视为“小道”、“末造”、“旁行”。词被视为卑体，这是李清照以前词坛的传统观点。

这固然与词起源于“胡夷里巷”流行于青楼酒馆有关，也与在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崇古重道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词在当时备受轻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有的称词为“曲子”，如王灼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渐兴”（《碧鸡漫志》）；又如柳永驳晏殊的责难时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张舜民《画墁录》），从侧面反映了曲子不登大雅之堂。

“曲子”之称，始于五代，宋人仍沿旧说，说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承袭。有的称词为“小词”，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做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的称词为“诗余”，而且名于书，宋人词集有不少以“诗余”为称。

这表示了以词为诗之余的看法。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也大都不及写诗作文认真。

对于填词的目的，多认为是娱宾遣兴，自愉娱人。如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小序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晏几道序《小山词》曰：“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这种佐欢娱人的传统是与《花间集》一脉相承的， “花间”词人多是以婉丽绮迷的笔触，作词以佐酒宴歌席之欢。

《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北宋词坛。可以说，词在北宋文坛是作为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鼎足而三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这时所抒之情又多是男欢女爱、佐欢闲适的情。

直到苏轼、辛弃疾，词的抒情才更侧重于家国之愤、经济之怀。 再次，在题材上，由于对词的轻视，所以用以入词的题材也多是风月之事，男女之情，遂形成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

文人在诗文中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便全部涌入到词的这块阵地上。那些写起诗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人，写起词来也尽塞进些花前月下的私情喁语。

如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写文是“正人君子”，作诗是“迁客骚人”，填词则是个“多情种子”。他把在诗文中不能写的夫妻绣房的戏言、闺中调笑写入词中，以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等闲妨了绣功夫，笑。

四、苏轼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

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五、联系李清照提出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谈谈你对苏轼“以诗为

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即高雅、典重、浑成、协乐、铺叙、故实。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要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和文人词的传统风格，主张在内容与形式上既与诗有所区别，又不流于浅近卑俗，脱离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词。而以上数条原则中，又以“协乐”问题最为突出，争论也最为激烈。 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词人，多以婉约的词风为本，形成了文人词艳媚的风格特点，并将其视为词的正统，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一直延续后世，成为主流，从而影响了李清照的观点。

而苏轼却一反当时的传统，创作了与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风格迥异的词。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而苏轼说他的词区别于柳永的婉约词，“自是一家”。他的词写来是供“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的，是“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而不是柳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很明显，苏轼的豪放词并没有依从当时词坛已将词的风格定位在婉约上的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晚唐以前文人词的风格并加以发展，将词回归到诗词未分的阶段，正是时人所说的“以诗为词”。 更重要的是，苏轼还扩大了词的描写领域和抒情范围。除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绪的词作外，苏轼还创作了表现劳动者生活、抒发为国建功立业之激情，以及感叹人生情怀、歌颂友人情谊等各种内容的作品，并将宋诗的“理趣”引入词中，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展示了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使词走出了深闺小院，而境界更为开阔。

清人刘熙载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李清照及持有保守观念的人以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而斥苏词为变体，可知大谬不然。

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词人是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

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

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

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

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

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

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

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

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

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

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

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

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

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

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

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

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

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

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

七、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

李清照。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其《词论》一文。《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论词的文章，其中追朔了词的发展，兴起直至对词坛宿将的批评。

其中提出的“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其中提出了词的见解和要求，包括词的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等特征。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扩展资料：

李清照就词区别于诗的种种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 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 协乐，要分别无音六律和清浊轻重，不满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4)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5) 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6) 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据这些要求，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分别诗词畛域，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应该做出不同的对待。就这方面说，是合理的。各种问文体的艺术特征，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

词是经过百年的发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自然，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柳、苏两家先后崛起，从词的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规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都是必要的举措。

在抗金救亡的风云时代，一些有民族气节的词人用“横放杰出”的风格，激切高昂的声调，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学业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别是一家

八、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

李清照。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其《词论》一文。《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论词的文章，其中追朔了词的发展，兴起直至对词坛宿将的批评。

其中提出的“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其中提出了词的见解和要求，包括词的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等特征。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扩展资料： 李清照就词区别于诗的种种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 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 协乐，要分别无音六律和清浊轻重，不满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4）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5） 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6） 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据这些要求，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分别诗词畛域，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应该做出不同的对待。

就这方面说，是合理的。各种问文体的艺术特征，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

词是经过百年的发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自然，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柳、苏两家先后崛起，从词的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规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都是必要的举措。

在抗金救亡的风云时代，一些有民族气节的词人用“横放杰出”的风格，激切高昂的声调，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学业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别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