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迎接21世纪挑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

但目前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进与实施状况并不理想，而应试教育势头依旧。

深入探讨阻碍素质教育深层主因，调整发展思路，注重内化发展，是目前我国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素质教育发展困境及原因

素质教育在我国的提出，可追溯到上一世纪80年代，但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并全面推进，则是上一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

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算起，也即在我国启动国家机器正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至今已逾13年之久了。

十年磨一剑，磨了13年的素质教育，磨得怎么样了呢？

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话来讲， “推进困难”[1]。

“困难”二字，反映出素质教育不甚理想的现状，多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2]与艰难推进的素质教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应试教育却势头依旧：中学生节假日补课风犹盛，为冲刺中考、高考的辅导资料仍在那里热卖着;中小学生作业负担重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德、体、美之类的非主流课程，依然在那里清冷地点缀着素质教育的“殿堂”。

[3] [4]概而言之：素质教育仍徘徊在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水平上。

由国家层面全面推进的素质教育，为何呈现出如此尴尬的现状呢？个中原因，国内的相关研究及有关学者多有分析[6] [7] [8]，概括起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升学压力使中学生、家长和学校更关注与之有直接关系的中考、高考，就业压力使大学生更关注与就业有关的专业课程与各种证书; 学校教育及传统的教育方法难以适应; 素质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教育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制约素质教育的推进; 素质教育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奏效;素质教育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靠学校内部就能解决等。

叶澜教授曾提出更为深层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基于功利，政府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出,这是社会价值取向趋于急功近利的根本原因;它渗透并体现在各个领域，教育并不因得到额外关照而例外，这是应试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9]

如果我们继续探究，我们还可找到以下虽为间接但影响绝不可轻视的深层次原因：一是人们的精神世界过于空虚浮躁，普遍持急功近利之心。

由于素质教育毕竟不同于技能技巧与实用实务型之类比较显性的教育，多是比较软性的、看不见摸不着、难以评判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学校、院系、教师是否自觉乃至教师自身的素质，包括观念、思想、认识等，且短期内难以奏效， “润物细无声”是其最恰切的形象概括。

而在当前社会风气浮躁不堪、普遍持急功近利之心的氛围下，焉能真正沉下心来实施素质教育？

同时，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10]无论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还是被素质教育的学生，如果怀揣空虚浮躁的心灵，在功利取向的社会大环境下，却去侈谈什么“提高社会责任感”，岂不怪哉？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认为，“现在之所以出现一些浮躁的问题，我觉得是灵魂的栖息地没有建设好。

精神家园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是我们人生的最高指挥部，是精神的长城，应该是最坚固的堡垒。

如果这里突破了，其它的就会土崩瓦解” [11]。

此言不无道理。

西方人靠基督教滋润着灵魂。

中国人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习惯在信仰、理想中活着。

然而，近年来，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及宣传部门并没有回答清楚有关问题，我们的精神家园的确有待完善。

此外，素质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特质——内化性也决定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所谓素质，主要指人的素养品质，是遗传、时代、社会、文化、教育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人的总和之产物。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往往并不外显于我们易于感知的那些方面，而是内在于其内心，包括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创造力等难以量化的东西，内在性是其重要特征。

从素质的这种内在性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以下判断：学生的素质高低，不取决于他们学了多少，也不取决于教师传授或灌输了多少，而是取决于受教育者内化的程度。

以下分别从受教育者和施教者两个角度来加以说明。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接受教育，掌握的东西越多，并不代表我们的素质就越高。

任何教育内容，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去传授，都必须最终由接受教育的主体，通过选择吸收、融汇贯通，内化到自己的灵魂里，才能成为其素质。

从施教者的角度而言，教育的收效与否，程度高低，并不取决于我们传授多少，更不取决于我们灌输了多少，而是取决于受教育者内化的程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此过程中无所作为。

恰恰相反，教师如何传授易于学生吸收、内化的东西同样至关重要。

这就涉及到教师传授的方式方法和传授的内容及其结合的程度，一定的内容必有最适合的方式方法。

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

然而，即便有上述诸多直接与间接原因，面对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依然不应听任素质教育如此低水平的徘徊。

这是因为，即便是基于上述“功利”的角度——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出来考量，素质教育仍无趑趄不前抑或暂搁一边的道理。

所谓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根本宗旨的教育。

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2]而当今世界的竞争，创新能力的强弱至为关键，而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早已倍受诟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素质教育焉能不予以充分重视？

陶行知先生说：“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睛，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人、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和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日，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

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13]爱因斯坦六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一生酷爱文体活动。

钱学森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形象思维的能力，二是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

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其儿子钱飞刚曾说道：“父亲上中学时，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

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大于其他人。”[14]。

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与其兄弟5人（都是学者，其二哥茂树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从五六岁起就随祖父读汉书。

每晚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

他自幼喜欢文学。

他在自传中写道：“家里泛滥的书抓住了我，给了我想像的翅膀。”以致使他成了一位文学少年，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物理学上获得显赫的成就。

他曾说过：“在古希腊不仅有完全和谐的相互平衡的直觉和抽象,而且科学也不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相疏远。

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接近于人类的精神和情感。”[15]

几位大师的见解及他们的实践，其本质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是一致的。

总之，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能靠死记硬背，不能靠题海战术，不能靠一次又一次的模拟考试，一言以蔽之，不能靠应试教育。

为提高全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教育能做的和该做的，只能是沉下心来推进素质教育。

由此意义而言，素质教育的推进，与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力并不矛盾，甚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需要强调的是，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至今，中央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心从未动摇，此前通过不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更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定为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

然而，如果启动国家机器推进的素质教育在学校长期口惠而实不至，不仅有损公信力，而且很可能使素质教育这一诞生于我国且极富创意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最终在人们疲沓的应付甚至敷衍中名存实亡。

总而言之，我们显然不能再听任素质教育“推进困难”的状况继续下去了。

我们已经“轰轰烈烈”了10余年，该是促其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了。

三、我国已经具备了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良好基础

在正视导致素质教育推进困难之因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至今，在人们对教育的各种批评声中，我国教育的大环境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施素质教育的各方面条件也早已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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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以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在持续了30年后的今天，已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微调，开始注重包括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社会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用一届中央全会研究部署文化建设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时，已开始重视精神层面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在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更是明确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列入其中。

并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这一切，无疑给素质教育的深化增添了新的动力。

小平同志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6]其后不久又指出：“法治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轻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17]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就为人们素质的改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小平同志当年所关注的劳动者的素质也有了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到2020年将达到人口总数的20%，毛入学率将达到40%，相比于1980年的2.22%，整整增加了17倍还多。

入学率的提高不仅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升学压力，也减轻了应试教育的压力。

同时，量的扩张，无疑为质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教育界多年来盼望已久的教育经费达标终于实现，这意味着我国今年由财政部下拨的教育经费将达到两万亿元之巨。

今后每年还将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再来看看素质教育全面推进以来，还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尽管素质教育推进困难，但素质教育之理念，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工具理性盛行的20世纪末提出来，其烛照之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能意识到畸形教育的危害性，全面发展才是坦途。

社会各界的话语中，“素质”一词出现的频率绝对是最高的词汇之一。

至于教育领域，只要浏览一下教育界的大小官员的讲话、报告，几乎言必谈素质教育。

这至少说明大家都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换言之，“应该做”的认识问题已基本解决，关键是如何深化的问题。

其次，教育的条件不断改善。

在上世纪90年代，有的中小学校甚至没有专职的音乐、美术老师，许多高校甚至开不出像样的文史哲课程，这种状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10余年来的发展以及师资队伍学历构成的整体推高，显然已大为改善。

这就使素质教育的深化具备了一定的硬性条件。

再次，推进虽然困难，但毕竟在进，且这种表述只是一种整体性的，并不代表全国各地皆如此。

一些学校的素质教育开展得还是很有成效的。

许多富有远见及责任感的教师，在素质教育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迈开了真正的步伐。

这样的量的累积已酝酿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述，以国家意志全面推进的素质教育，在走过了10余年的历程后，已具备了一定的向纵深推进的条件。

四、深化素质教育的对策思考

素质教育的深化，是指在前面所述的低水平的徘徊或“艰难推进”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让人们切实感觉到我们的教育真正地开始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以及应试教育的式微，从而扭转人们对教育的预期。

从我国素质教育的现状及实际出发，这里仅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思路。

（一） 改变以往过度竞争的应试教育格局，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上花大力气，下真功夫。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重分数，争名次及重尖子学生等现象，甚至许多幼儿园都存在着争全班第一的竞争。

受此影响，家长在一起谈孩子，问的最多的往往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及在年级或班级的名次。

孩子们呢，考好了就高兴，考得不如别人就自卑，甚至自暴自弃，因此而自杀的惨剧时有发生。

罗素说：“人们常说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

他们在竞争中感到可怕的，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能否吃到早餐，而是他们将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18]罗素所说的“可怕”，事实上早已成为不少孩子夜间的噩梦。

对于他们来说，战胜他人就能获得快乐，否则就是不幸；上学的乐趣就在于竞争，竞争成了一种常态。

而发现的乐趣，战胜自我的乐趣，团结互助的乐趣，感受真善美的乐趣等，竟然在一些孩子身上全无踪影。

上学读书本是一件应该快乐的事，而现实的上学读书却成了很多孩子痛苦的源泉，这怎能让分数考后的孩子们不厌学（有的分数靠前的孩子心理承受力更差，偶尔一次失利往往痛不欲生）？这种过度竞争的状况必须改变，并以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取而代之。

从全面发展的角度说，文史哲乐美体诸科，各以其独特方式提升人的某种素质，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唯分数是举，让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去做他们想做的。

不公布考试成绩，只给等级不打分，举办各种兴趣小组并鼓励之，增加素质评测等方法，均可予以综合考虑。

（二）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以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素质教育的深化，关键在于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以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使之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客观地说，现在不少教师并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如我们倡导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已多年，但相当教师依然停滞于讲台上的满堂灌。

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生提问题不如人，与中国的教育缺乏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教授说得好：“课堂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对我说：‘卡斯帕尔教授，你错了’…… 我想在全世界的大学都需要这一点：要让本科生、年轻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经常地、充满新奇地、有强烈的愿望对老师说：你错了。”[19]他在此强调的绝不仅仅只是应有的胸怀，更包括培养学生敢于质疑老师、挑战权威的学术水平和勇气。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师自己首先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三）建立必要的且合乎人性的校规校纪，并有效执行之。

良好素质的形成，是行为主体内在心理因素与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尤其是道德素质。

缺乏制度支撑，一味说教、灌输，不仅难以转化为稳定的道德素质，而且易使学生生厌、反感。

同时，道德素质的形成与提高也有别于其它素质的形成与提高。

如语数外课时的增加，一般而言与学生语数外水平的提高是正相关的；而为提升道德素质，增开相应思想政治课时，两者却并非正相关。

必要的制度约束，有利于学生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能起到说教起不到的教化作用。

更何况，学校本是育人的场所，制定一些有别于社会公共场所的制度天经地义。

因此，建立必要的又合乎人性的校规校纪，并有效执行之，是提高学生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素质教育评价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体育、智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互相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20]既然素质教育重在全面发展，那么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应是多方面的，绝不能只是升学率。

对学生的评价也应是综合素质评价。

应努力探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

重有良好示范效应并能有效激励学生乐观向上、努力成才的结果，也要重令业内、学生及其家长信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