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时期、德绍时期、柏林时期。

包豪斯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20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

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绍时期。

包豪斯在德国德绍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

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梅耶（HANNS MEYER）继任。

这位共产党人出身的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最后梅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L·密斯·凡·德·罗（L MIES VAN DE ROHE）继任。

接任的密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德绍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

L·密斯·凡·德·罗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上台的纳粹政府，密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

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

扩展资料：

包豪斯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

作为一个战败国，一方面在道德上、经济上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在魏玛时期却又释放出一种罕见的生命力。

建造，正是这种生命力的表达，是这个国家重新爬起来的群体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包豪斯应运而生。

1919年，格罗庇乌斯在魏玛发表《包豪斯宣言》，揭示了包豪斯学院的基本纲领，这就是：艺术与技术结合，手工与艺术并重，创造与制造同盟。

这使得包豪斯学院本身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新思想的源头，一场促进社会更新的艺术运动。

包豪斯学院虽然只存在了14年，但它的影响却流传至今。

这是因为它的系统折射出了西方文明从工业期迈向创造期、产业结构和商品模式发生深刻变迁的时代的种种端倪，它的产品是我们借以揭示这种深刻变迁的隐秘符码的重要遗存。

从马塞尔·布劳耶设计的第一把钢管家具“瓦西利椅”所揭示的轻型金属材料的消费倾向，到密斯·凡·德·罗为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椅”所引领的极简而感性的设计浪潮。

从汉斯·梅耶设计的“包豪斯系列灯”的批量化生产，到同样由名师们设计的几何形象组合的门把原型，这些收藏的背后不仅是一个设计与功能本身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商业模式和批量生产的逐渐成形和发展的历史记叙。

众所周知，赢得后者所谓的新的商业模式要比前者困难得多。

包豪斯所开启的模式理念是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新的生活方式，敢于向迎合常规的观念提出挑战。

市场不是保守的，伟大的创新终要走向大众。

格罗庇乌斯后来在1942年成立美国通用板材公司，推广预制板组合结构的建筑模式，在这种由工厂来生产房子的、工业化、标准化的建设模式下，房屋本身就是一个预制板组成的包裹。

包裹中是各种分工不同、可供互换的预制板，用于屋顶、墙体、地面。

这种建造模式不仅于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城市大改造中被广泛运用，而且20年后在中国遍地燎原。

我们至今都能感受到这种模式对生活和环境的影响。

包豪斯学院正是以其富于挑战和开拓的变革精神创造了上世纪最早的流行的设计文化。

包豪斯重视材料的变革，重视功能的实现，进而涌现出简约的倾向。

方形、圆形、三角形、直线、曲线最简约。

这种简约带来了“少即多”的构成思想，推进了代表机械美学精神的标准样式，进而倡导工业设计的大众灵魂，形成将批量生产推上历史舞台、将简约审美植入大众心灵的现代乌托邦思想。

包豪斯的教科书所致力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洗礼和运动。

落实在教学上，包豪斯学院一方面几乎强制性地推行其基础课程，凭借拼贴不同材料和质感来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强调手工的训练、上手的培养。

学院需要众多的车间，学生在这里进行实材的劳作，并随之培养起一种质朴的心手合一的上手思想，实现机械时代对于生活统一体的美学变革。

包豪斯学院矛盾重重，起初的基础教学的表现主义思路与后来实行的构成主义也有明显分歧。

但其通过教学实验致力于专业藩篱的跨越、服务大众的追求，进而实现新的美学变革，却是其思想的核心。

正是这个核心，在上个世纪漫长的时期中被作为一种日趋流行的设计文化播扬开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影响着相关的每一本教科书，直至今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包豪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