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教育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治理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

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

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

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哪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

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

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

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我们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

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进行了无情的否定。

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

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1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

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

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

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些虎妈精神。

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等国已证明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

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

上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他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

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30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

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

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

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

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

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