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层在推进素质教育的问题上，缺乏明确和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

综观十四年来的推进素质教育的历程，高层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虽然制定过多次政策，但在实施的途径导向上呈游移不定之态。

有时把注意力集中于课程改革，有时又把减负看作是推进素质教育的着力点，有时又企图以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师培训作为抓手。

始终没有明确作出过推进素质教育，必须以学校整体改革为基本抓手的决策。

总之，十几年来基本上仅停留于一般号召，只有粗线条的政策条条，只一次次的反复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推进素质教育可操作的实施措施；没有形成基层学校完全基于内趋力，而主动积极自觉的投入到推进素质教育的行动中去，是造成素质教育推进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内在原因。

（二）、没有建立推进素质教育认真的督查制和严格的问责制

任何制度的推进，都离不开认真的督查制和严格的问责制，人都有惰性和趋利避害性，素质教育长期以来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目标达成的时间表，督查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无法进行问责，这是造成素质教育推进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制度原因。

（三）、“唯学历”的社会用人制度取向仁使素质教育没有社会支撑力

当今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存在阻碍和制约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因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才使用的唯文凭倾向，人才选拔和使用上，重学历的现象严重，使技能型人才与管理型、学术型人才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客观上加重了人们对学历教育的社会认同，从而导致人们对学历和文凭的追逐。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劳动预备制度，使一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机会和途径接受就业培训，出现“毕业即失业”或从事相对层次较低的工作；部分用工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对急于就业并且社会经验不足的求职者，不给予《劳动法》有关规定的相关权利和待遇。

（3）、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分离，在思想观念上，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统观念加之长期单一文凭制度形成了重学历文凭轻职业资格证书的氛围；在体制方面，我国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均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行“双证”沟通的方式和媒介；在政策上缺乏具体的可依据的政策。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唯学历”的取向。

在招工用人、人事调动、职称评比、人才引进、干部使用等方面，是以学历来衡量而非以能力、经验和水平来衡量资质和资格，是“学历本位”而非“能力本位”的制度架构。

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事业发展，高学历者较低学历者均能够获得优先发展的条件、机会和资源，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社会位置，而且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