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的人物生平
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
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
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
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
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 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
同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
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
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有很大的不同。
孙中山是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最终逐渐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后,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
而黄兴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
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
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
但大多数成员仍是饱学鸿儒。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兴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
到1896年,黄兴在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
但黄兴本人对功名并不热心,当时,黄兴去应考秀才前,他的亲友要置酒预贺,黄兴当即表示,读书是要求真学问的,而应试仅仅是因为母命不可违。
这一时期的黄兴,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对科举制度不满,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
他喜好军事,课余曾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必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
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
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同年回国。
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
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
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
事泄,黄兴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 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
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
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
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
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
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
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
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
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
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
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
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
书此以当绝笔。” 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
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
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
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
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
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
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
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
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一人。
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广州起义失败。
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
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
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
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
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作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
黄兴由上海到汉口,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黄兴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
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
在阳夏之役中,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备极艰辛,攻绩卓著,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
汉阳失陷后,黄兴辞职赴沪,策划北伐,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在武昌起义中黄兴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
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
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
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
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
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
我们要引以为戒。
”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
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
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
黄兴辞不就任。
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
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
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当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
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
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
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
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
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
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
7月22日,徐州失守。
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
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
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
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
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
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
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
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 。
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
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
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
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
1914年7月抵达美国。
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
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
” 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
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
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
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
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
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
袁世凯死后回国。
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
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916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
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