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发展轨迹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樊克政在《书院史话》一书中提到：“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

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

作者认为，书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的主要原因有：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土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驾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

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宋代以后出现的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融合，有力地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书院在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一书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最早的书院是由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为讲书或讲学的。

……私人读书治学，待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差不多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

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

……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又多为书院的主讲，这是书院的传统……。

第二，书院允许不伺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但较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却自由得多。

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

第三，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

一个书院有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第四，书院的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比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学优越得多。

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

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并将自己的洽学经验概括为读书的原则或程序，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

……

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

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

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

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他在白鹿洞书院时，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

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

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窑臼外。

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作读书：日记。

……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

中国数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长期的私人教学中形成的。

书院制度始于私人教学，以后也多属私人教学的性质，主讲书院的名师热心教席，慕名来学的生徒能虚心求教，所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也就体现得更为充分。

从事书院教学的名师，由于学识渊博，品德过人，所以能赢得学生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学生的爱戴。

当然，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还必须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

但是主导方面还在教师。

这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我以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四、五两点。

赖功敏在《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提出：

“中国书院教育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

这种对话具有自然特性，对人格形成实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的觉悟。

它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与知识独立的追求。

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