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

超级大国美国位列榜单第11名，中国则排在第112位。

北欧人为什么如此幸福

10世纪时，几个丹麦人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河岸边的一个送信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没有领头的，”他们回答道，“我们都是平等的。”

2012年4月，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报告提出了一套国家幸福指数(Bhutan’s GNH Index)体系作为测评全世界各国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其中包括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就业率和高质量的工作、相互信任和尊敬的社会生活、身心健康、供养家庭、良好的教育等。

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

超级大国美国位列榜单第11名，中国则排在第112位。

为什么北欧人如此幸福呢？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北欧国家都是富裕的工业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

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的洪流冲击了北欧诸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里，丹麦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将近200%，挪威增加了150%，瑞典则增加了250%以上。

20世纪60年代之后，北欧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福利最完备的地区之一。

1970年以后，丹麦一直处于世界人均收入的前列。

2002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9593美元，位列世界第6名。

2005年，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卢森堡位居第二，瑞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洲国家第4位。

其次是北欧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与经过资产调查、只针对穷人的选择性政策相反，北欧福利制度是普遍主义的全民社会保障模式。

其政策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和妇幼保健、养老金、失业救济、职业事故保险等领域，覆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与各个时期，可谓“从摇篮到坟墓”编织了一张规避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各种社会风险的安全网。

丹麦政府将税收的40%用于社会福利，其中13%用于教育和科研，丹麦所有的普通学校都是免费的。

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广泛，而且普遍。

享受社会福利成为公民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致力于消除基于性别、年龄、阶级、家庭状况、种族、地区等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最普遍的待遇包括养老保障金、向所有有子女家庭提供家庭津贴或儿童津贴。

北欧各国地方政府提供的完善的社会服务是其福利制度的亮点之一。

“在你出生之前助产士就已随时待命；在你呱呱落地之后，保健护士会上门拜访；一旦爸爸妈妈重返劳动力市场，专业的儿教人员就会接手照顾你；学校的牙医会从你三岁开始提供长达12年至15年的服务；教师会引导你完成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护士和医生(一些来自公立医院、部分来自私立医院)为你的一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当你失去自理能力，家政工人会上门提供清扫、购物和个人护理等服务；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养老院居住(虽然目前有些供不应求)。”

因此，北欧国家的福利往往是更多地针对个人，而非家庭。

传统社会中很多原本属于家庭的服务功能都社会化了。

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家务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化，因而妇女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生活，这就解释了北欧福利制度为什么会以“对妇女友好”而著称。

挪威学者海尔伽·海纳斯指出，“生育走向公共领域”的发展趋势正是对妇女友好政策的关键。

与欧陆模式倡导的“男主外女主内”不同，北欧国家推行普遍的双薪养家模式。

通过父母津贴和父母假期等一系列规定，父母双方都是职工又都是保育者的观念深入人心。

工薪母亲能够得到公共基金资助的日托幼儿园的帮助、允许请假照顾生病的孩子。

2000年，丹麦90%的3-5岁儿童在日托中心注册，专门在家照看孩子的家庭妇女几乎消失殆尽。

同时，一些北欧国家也开始对妇女从事的家庭照顾工作进行重新评估。

1992年，挪威国家保险体系承认照看7岁以下的儿童、老人、病人和生活有障碍的人等不支薪的看护工作等同于雇佣劳动，给许多从来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追加养老金。

第三，是其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随着工业化进程，北欧各国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制订了详尽的土地使用政策，并采取许多措施限制加工企业的分布地区，使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

同时，北欧国家积极保存农村地区的完整性，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来保护人文遗产和自然环境。

20世纪70年代，丹麦和挪威分别建立了环境部。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联合国的环境大会。

环境教育普遍深入，北欧各国公众对环境问题十分关注，有强烈的“绿色意识”，关爱和保护自然已经成为社会准则。

在整个北欧，消费产品都根据环保标准贴上了标签，对生态友好的产品用一个天鹅或海豹的图形来表示。

作为环境规则倡导者，北欧国家积极通过联合国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

1983年，联合国设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监测人类、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1987年，在挪威人布伦特兰德(Gro Harlem Brundtland)的领导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际大辩论。

此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欧洲大行其道，并成为全球发展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

最后，北欧式协商民主带来的阶级合作与政治稳定。

10世纪时，几个丹麦人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河岸边的一个送信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没有领头的，”他们回答道，“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广泛存在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自由民头脑中的朴素的平等理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欧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以其平稳渐进的特点令世人瞩目。

由于大量移民北美，北欧社会所有在经济、社会和宗教中遭受的挫折得以消释。

从整体来看，工业化进程在速度和强度上都非常适中，使渐进的调整成为可能。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阶级结构，使北欧最终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开创了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模式与不列颠式民主模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北欧，一党多数组成的政府是一种可能性，而非规则。

即使在多数党政府统治时期，如1945至1961年间的挪威，北欧各国政府仍是遵照利亚法特所谓的“共识模式”。

斯堪的纳维亚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公众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

纵向地看，是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参与；横向地看，是地方和地区政府的参与。

这种广泛政治参与表现十分明显。

战后在北欧各国的议会选举中投票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80%。

比照国际标准，斯堪的纳维亚政党和利益集团成员数量庞大、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内部管理民主，因而成为有效的民意代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