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

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

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

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

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

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

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

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

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

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

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

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

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

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

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

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

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

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

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

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

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著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

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

“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

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

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

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

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

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

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

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

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

他比我还大6岁。

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

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

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著作。

季羡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

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

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

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

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

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

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

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

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

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

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

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

三年高小，平平常常。

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

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

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

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

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

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

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

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

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

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

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

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

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

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

他提倡读经。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

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

季羡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

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季羡林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灵感来自勤奋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

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

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

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他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这两门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

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四年，季羡林清华毕业。

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

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

从一九三七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季羡林的留学生活结束时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从那时到现在，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

季羡林说，他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

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

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也有“第×职业”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

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

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

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

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

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元钱。

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

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

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

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

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

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

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

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

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元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

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

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

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

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

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

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

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4时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

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

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

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

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

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

他听后，大为兴奋。

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

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

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

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

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不能让你指挥我。

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

他的用品也是如此。

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

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

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

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

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附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