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最具开创意义的，似乎是网民开始参与对官方结论的公开调查。

据说这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是首次，只要恪守法律边界，未尝不是落实公民监督权的可行之举。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网民调查委员会或许形式大于实质。

需要认清的是：网络监督不能替代司法调查，网民调查委员会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舆论压力的作用，让调查者知道，他们已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有人说网络将有助于捍卫正义，这话不错，但说网民调查委员会将极大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更多安全感，恐怕还不能轻下断语。

毕竟，“公民化”之后的网民表现出极大力量，不等于社会现实中每一个公民都不再弱小，否则，李荞明的家属也是公民，为什么他们最初的质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不是每一个扭曲之事都能上升为众目睽睽的“网事”，更多的正义发生于静默的细节之处。

“躲猫猫”事件最值得期待的现实改变，应该是通过个案来促进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法律界这些年对此多有讨论，认为看守所应从公安部门剥离，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独立管理，以此方式实现侦查权与羁押权的分离，从而避免“超期羁押”与“刑讯逼供”的屡屡上演。

唯有在制度上垒好边界，才能截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施加“手段”的可能，不管躲猫猫还是瞎子摸鱼，爱咋玩咋玩，公众也不会充满猜想，当事部门也不至于有嘴难说清。

希望李荞明能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以个人悲壮换来制度性的进步。

一个推进法治的国家，民意的热情再高，舆论的浪花再大，也无法替代健全法治与制度改革的作用。

网友调查案件，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常态，如果忽视司法程序本身的作用，过分强调网民调查的力量，还很可能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所以，令舆论亢奋的“躲猫猫”事件，真正能带来的改变是两个层面的：一是如何严格依法吸纳公民对于司法的监督，从而通过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监督权来约束权力运行，增加其透明度；二是看守所如何实现管理体制的变革，最大程度保障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这是更能落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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