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的比较

1。

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刘邦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尽管在个别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袭秦朝的规模， 汉祖帝天下，秦余制度虽违古而犹继之 （扬雄：《剧秦美新》，《文选》卷四十七）。

但西汉吸取了秦代苛法严刑，对于农民过份的剥削和压迫，以致招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教训。

西汉即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对地缓和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秦代 以法为教 的传统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现出许多与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汉在汉武帝前实行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

黄老派道家学说在西汉初年，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

黄老学派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以 无为 来缓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样剑拔弩张地实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

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

所谓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经法？名理》）就是这个意思。

虚静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无为来缓和法治。

仁义礼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为本。

在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新语》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新语？道茎》）。

汉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从汉武帝起，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改为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则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同上）。

但实际上董仲舒的所谓 推明孔氏 ，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

孔子是不多谈天道和阴阳五行之说的，但董氏大谈天道，并把阴阳五行之说渗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贯穿以神学目的论的说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一方面标榜尊崇儒学，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汉书？儒林传》），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张汤， 严法任刑 （《盐铁论？轻重》）， 任刑名之徒 （《盐铁伦？刑德》），从而发生了 以法律为诗书 （《汉书？盖宽饶传》）的现象。

这种外儒内法的文教政策，终西汉之世而未改。

西汉对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见。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于西汉并不独尊法家，不像秦代单纯以法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权。

在汉武帝以前是 以道统法 ，黄老学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

当时的当权人物，多是好黄老之术者。

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学以后，法吏有问题时，得向儒学大师请教，如汉武帝常派宫居廷尉的张汤到董仲舒那里去请教， 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现象，在秦代是没有的。

秦代主管宗庙礼仪的 奉常 到汉代改名为 太常 ，职权扩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设立学校而汉代设立学校，太常除管理礼仪外，还管教育。

博士弟子的考试选举亦由太常主持。

在秦代， 博士 与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汉代，博士 则成为 太常 的属官。

博士在秦代不担任教学任务，因为秦代不设学校。

但汉代从汉武帝时起，博士就担任太学教师了。

秦代没有私学，到了汉代，则允许私立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

如董仲舒就是一个私学大师，他的学生很多，不能逐个亲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参见《汉书？董仲舒传》）。

又如薛广德 以鲁诗教授楚国 （《汉书？薛广德传》）；吴章亦有弟子数以百计。

以上所举，均是大学性质的私学。

除此之外，还有小学性质的私学，称为 书馆 ， 其师名曰书师 ， 其进则授《尔稚》、《孝经》、《论语》 ①。

2。

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秦代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汉则以经学为主要内容。

儒家在汉初虽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它在学术文化上的潜在势力颇大。

汉景帝时，已立一经博士，如辕固生 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更早的如韩生，也善言《诗》， 孝文帝时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是 博士 （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

在汉初，无论儒家儒学，当时都未受到重视。

汉初的黄老学派很明显地表露出贬低、轻视儒家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教育主张：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论训》）； 弦歌鼓舞，缘抑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绁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淮南子？俶真训》）。

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仁义礼乐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学 ，远非他们推崇的 真道 或 圣人之学.这种主张能够较妥帖地解释汉初私学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也说明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制礼作乐的做法。

当然，黄老学派并非绝对排斥儒家的教育内容，在 以道为本 的前提下，对儒学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 ， 非德必顷（倾） （《淮南子》）。

西汉的教育内容的广泛，从选举科目亦可见一斑，包括文学、经学、德行、政治、军事、水利、农事、法令、历算、医学等。

秦代是独尊法家，汉代则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后。

汉武帝以前，是黄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时， 法 就渗入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

自汉武帝起，儒家被抬出来作为正宗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法 就渗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势力，为统治者所信奉。

因此在汉代，就形成了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对立。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认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认为 道 是 本 ，而仁义礼乐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盐铁论》一书中的 大夫 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靠刑罚才能 寇止奸禁 （《盐铁论？大论》），能用法才是察治乱审是非的圣人（参见《盐铁论？申韩》，另外，还有以扬雄为代表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见，与秦代相比，西汉时期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二）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的比较

1。

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东汉与西汉在政治制度上无甚差别，施政方针也大体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却有所不同。

在文教政策方面，两汉均是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但东汉更进一步地把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谶纬学说的盛行上。

本来谶纬在西汉时已有，但在东汉则特别重视，普遍流行。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大力推行 谶纬之学 ，经常以谶纬决定政事，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进一步把图谶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

汉章帝时，又召集许多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用谶纬解释经义，撰成《白虎通义》一书，并由皇帝 称制临决 ，亲自裁定作为国定教本。

西汉不设司徒，东汉则恢复了司徒这一官职，称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若养生送死，则议其礼，建其度 （《东汉会要》卷十九），可见地位甚高。

在学校设置方面，东汉与西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学校是西汉所没有的，有的在西汉已设置，但在东汉有其特点。

如官学方面的太学，两汉均有，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

东汉太学生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汉学生最多时是成帝时的三千多人，东汉桓帝时 诸生三万余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

西汉在平帝时曾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时只有今文经学博士。

官学方面的郡县学，东汉较西汉发达，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班固：《东都赋》）。

地方官兴学者，在西汉时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办学，但到东汉时，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阳，卫飒之在桂阳，任延之在骆越（分别见《后汉书》、《李忠传》和《循吏传》）等等。

东汉私学也较西汉发达，私学学生人数动辄千人，如樊鯈 授《尚书》，门徒三千人 （《后汉书？樊鯈））传》）；姜肱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后汉书？姜肱传》）。

东汉新设置的学校有：贵族学校。

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每年考试一次，经考试高第者为郎中，次者为太子舍人。

官邸学，专为外戚子弟入学的学校。

汉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学， 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后汉书？明帝纪》）。

又在安帝年间，邓太后 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 ， 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 （《后汉书？邓皇后纪》）。

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宦官集团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太学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对抗的学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击， 士君子皆耻于为列焉 （《后汉书？蔡邕传》）。

该校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辞赋、书画、尺牍以及乡俗里闾之事，与太学中的经学大不相同。

它在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专门研究文艺图画等当时所谓 雕虫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并开了后代文艺专科研究的先河。

2。

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由于东汉大力提倡谶纬之学，于是就普遍出现了以纬释经的现象，甚至以通七纬为内学，通五经为外学（朱彝尊：《原纬曝书亭集》卷六十），内学的地位高于外学。

这样，当时不少经师就都兼通图纬。

如苏竟 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 （《后汉书？苏竟传》）。

西汉在经学研究上重 师法 ，而东汉则重 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从 师法 分出。

东汉特重 家法 ， 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

东汉晚期，郑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后汉书？郑玄传》）。

郑玄 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 （陈澧：《东塾读书记》）。

在其注其他经书时，亦兼采古今文。

这种古今文兼收，突破经学研究上的宗派主义的学风，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东汉晚期经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种特色。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教育思想，由于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也就涂上了浓厚的神学外衣，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议》中有充分的反映。

同时，一种较西汉扬雄等教育家更为全面而尖锐的无神论教育思想，也在这时提出，这可以以王充为代表。

在桓谭、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这种光辉。

如汉光武帝时，桓谭因 极言谶之非经 ，几乎遭杀身之祸，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后汉书？桓谭传》）。

特别是王充反对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 （《别通》），提倡教学应兼容百家之学，要有百川归海，不弃涓流的胸怀。

王充设譬说； 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 （同上），矛头直指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秦汉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1。

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秦代虽只存在了15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恽敬：《三代因革论》）。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 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谭嗣同更痛切断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学》）。

具体到专制主义色彩极浓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

如：汉武帝的 罢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狱……对教育、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灵的闪现。

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

秦代 以吏为师 的极端做法，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的头上，对教师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丰富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汉代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更深远了。

大一统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与政治所结成的 联盟 ，更具有韧性；将法家的机械的刚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弹性的刚柔结合的 政教合一.无可否认的是，重教兴学却由此成为主导社会进步的方略之一，并对汉唐文明的贡献颇丰。

然而，教育的从属地位及赋予它的工具职能，却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兴大学，置明师 、 重选举，广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的 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

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

又因为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对后世影响之深之广是显而易见的。

重选举，广取士 ，养士与取士并重，是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在西汉中叶，儒学独尊，甚至以通一艺经岁试合格而为文字掌故补郡属，高第者可以为郎中。

自此以后，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书？儒林列传》）。

读书做官不仅为统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证。

一些读书人官至丞相，如 邹鲁大儒 韦贤，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后封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经历位至丞相。

因而邹鲁谚曰：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

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

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2。

太学模式和博士设置对后世的影响汉代以前的西周，相传有太学之设，因时代久远，无史实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响有限。

汉代按儒者们的政治理想创设的太学，完善了规章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翔尽可考的学校。

自始创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多被泛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肇始于汉代的太学。

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

官学教育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滥觞于汉代的太学。

再次，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着排斥异己学说，严守师法、家法的不良学风，并以繁琐考证、空谈义理代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探索，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 学而优则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坏两个方面。

好的方面是对太学生提出比较严明的要求，从中选择学习成绩较优的学生给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 任人唯亲 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坏的方面是为着做官而努力学习，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读书做官 的狭小通道上，不利于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

这种 读书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

在中国封建社会，注重考试选官，由汉代开其端，始于隋末，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便是其继承和发展。

第五，历代的京师由于有最高学府的存在，成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学者士人向往和云集的地方，确实在推进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因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所难免。

东汉太学生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掀开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一页。

第六，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

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之末。

秦置博士，多见史载。

秦博士成员驳杂，习诸子百家之学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

秦博士在坑儒前多达70人，秦二世时亦有30人，其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论政，或充吏师。

《史记》载有（秦）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之语，秦博士显为闲职。

但能将他们供养、保护起来，仍属幸事。

他们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对文化的传承很有作用。

根据汉儒多为秦代博士来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储备师资的现实作用。

在汉代，博士已成为专门司教之职，其他职责退居其次。

博士之名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

其职为掌太学之政，相当于一校之长。

但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他还必须亲自教授学生和主持学业考试。

3。

教育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学制来看，汉代所建构的学制系统的雏型为后世所沿袭与发展。

先秦儒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图式，描绘出了西周 尽善尽美 的学制系统。

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但是汉代儒士却对此深信不疑，并根据《周礼》所载进行了具体擘划。

汉代始建于汉武帝、初成于汉平帝时期的官学系统，按其办理的相应行政级别，可划分为五级：①中央朝廷开办的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②郡国开办的学校——学；③县道邑开办的学校——校；④乡开办的学校- - 庠；⑤聚开办的学校——序。

总体看来，即有官学与私学之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之分，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大抵如此。

汉代亦是中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萌芽时期。

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一是视学。

劳赐是赐给师生酒肉或实物，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指皇帝亲临太学或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工作。

东汉许多皇帝常常视察太学，来时召集博士讲经，生员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听；有的皇帝还亲自考查学生学业，颁发奖品。

这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之一途。

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

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入官。

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国家需要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大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于是有了 诸生试家法，文吏深笺奏 的作法， 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汉始，历代统治者重视考试取士，终于导致了隋末科举制度的产生，并盛行于此后整个封建社会。

4。

教育内容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

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到新 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潜夫论？赞学》），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 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

此语为后人引伸为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

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 书中自有千钟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董仲舒说： 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长统说： 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韩愈亦将《诗》、《书》、《易》、《春秋》列入仁义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圣贤所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

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 （《朱子语类》，卷十）。

在这种情况下，最受称道的是 三年不窥园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侍讲积年，未尝转眄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以及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专攻苦读的精神，终于发展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于注重向书本学习，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

虽对此批评不绝于耳，从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 （《盐铁论？利议》），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闪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①直到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朱子语类评》）。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汉代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之一集会讲经，为后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所继承；书馆贵记诵、重体罚的教育方法，历代蒙学或私家教学，也都相当看重。

精舍采用的次相授业的方法（亦称高足弟子代授法），后代官学大都借鉴其法。

5。

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宏富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秦汉教育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他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并且不论养士还是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为准绳，入太学应选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径，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同时，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的构成和权力的永恒化寻找到了理论根据。

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说的 我与圣人同类 、 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荀子所说的 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后来的儒者韩愈及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 性三品 的学说。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位论也是极有影响的。

他将先秦儒家 仁 和 义 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由于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义 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

据此，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深的命题：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

他在《对西胶王》中说：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两者文殊意同）。

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

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后教 的思想色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

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教育。

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极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

东汉郑玄教授经典重视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这其源、涉其流。

他的经学教授对后世的经学讲习有很大影响。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

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所以，郑玄在从事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