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

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和南社。

光绪二十五（1989）年，因与伯父 联名通电西太后争废立，触怒被缉，偕避澳门，得免。

后留日本，先后八年，卒业于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对于这件事，曹聚仁的说法大抵相同。

他说：经亨颐的父亲经元善，在戊戌变法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关系很好。

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要废除光绪皇帝，经元善“在上海联合绅商侨民公电北京保护‘圣’躬。

慈禧接了电报，不禁大怒，立即谕示拿办。

经氏的洋朋友李提摩太设法保护了他，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澳门。”后来，经亨颐是“从香港转到日本东京去读书的”。

从年龄上看，当时经亨颐20多岁，他在上述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因手头资料有限，只好暂且存疑。

留学回国后，经亨颐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

该校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也就是鲁迅留学归来后就职的那所学校。

在这里，鲁迅虽然在与新学监夏震武的斗争中获得“拼命三郎”的美誉，但是他对该校的印象并不好，这也许和化学课上发生的那次爆炸事件有关。

（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尽管如此，他与经亨颐的私谊还是不错的。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说，经亨颐的绰号经亨头，就是鲁迅对他的戏称；另外在1914年3月21日的鲁迅日记中，也有“得子渊母讣，赙二元”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为省立第一师范，经亨颐继沈钧儒之后担任了该校校长。

曹聚仁说，在此前后担任过这个职务的还有几位，但是在学生的心目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的校长”、甚至是我们的“母亲”者，却只有经亨颐一人。

这显然与他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有关。

对此，曹氏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他说，经先生个子很高，说话不多，而且是慢吞吞的。

他在诗词、书画、篆刻等方面造诣很高，“是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文士，……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曹还说，为了抵制风靡一时的职业教育思潮，经先生竭力主张在学校要实行人格教育。

为此，他聘请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教师，其中有被誉为“四大金刚”的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以及单不庵、李叔同等人。

同时，他还亲自给学生上课，讲述修身做人的道理──“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在这方面，书中提到的那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经先生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由此可见，经先生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充分肯定，是对功利主义教育的有力批判。

为了进一步了解经亨颐，我翻检有限的几本藏书，在朱有谳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和《郑逸梅选集》中找到两则资料。

前者是范寿康先生对他的评介。

范也是浙江上虞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来在台湾大学教书，80年代初返回大陆定居。

他说，经先生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

……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

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

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

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后者是郑逸梅先生所写的一则轶事，收在其《南社社友事略》中。

郑说：经亨颐“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总是应允的，有一个学生刘质平（一九七八年，在沪逝世），在校时耽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他为了培养音乐专门人材，给以宽容，照样授以毕业文凭，后来刘质平果然成为音乐名家。”

在经亨颐的领导下，浙江第一师范不仅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等一大批“蔚为国用……皆卓然有立”（范寿康语）的杰出人材，而且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

当时，学生们创办的《浙江新潮》和施存统所写的《非孝》，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经亨颐亦因此获咎，被迫去职。

于是，学生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经运动”。

关于这次学潮的经过，曹书中辟有专章叙述，毋须我再赘言。

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后，经先生为了实现其人格教育的主张和理想，又在他的家乡上虞白马湖畔，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春晖中学。

关于为什么要成立这所私立学校，经先生当年在开学典礼上含蓄地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国立的学校，现在实不能算好。”相比之下，夏丏尊就坦率多了，他在那篇《春晖的使命》中说：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

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学校有的为了争竟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为此，经、夏二人在这里吸引了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朱光潜等人来这里教过书，翻阅姜建、吴为公所编的《朱自清年谱》，在1924年3月2日有如下记载：

在春晖，朱自清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结成好友。

朱自清说：“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

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

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

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

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

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

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

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

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

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

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朱自清《白马湖》。

收《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朱光潜则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

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

我于无形中受了的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

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底。”（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

《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1948年10月）

除此之外，当时朱自清还有《春晖的一月》和《教育的信仰》等许多文章问世。

他在《教育的信仰》中写道：“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

由此可见，春晖中学之所以能够把一大批有识之士凝聚在一起，除了白马湖那幽美的自然风光外；显然与这里的人文环境以及经校长的办学主张有关。

其实，人格教育的主张并非经亨颐所独有，而是五四先哲们的共识。

蔡元培曾说：“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梅贻琦也说，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在于养成一批批只懂得一种专门学问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

此外，张伯苓、竺可桢等大学校长们也有类似的见解。

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多少年来人格教育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制约国民素质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