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

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

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

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

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

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

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

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

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

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

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

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

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

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

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

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

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

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

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

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

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

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

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

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

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

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

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

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

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

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

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

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

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

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

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

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

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

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

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

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

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

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

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

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

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

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

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

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

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

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

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 会子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

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

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

嘉定二年，会子换界。

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

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

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

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

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

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

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

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

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

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

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

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

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

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

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

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

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

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

[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

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

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

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