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个人提出的，已无从查起。

但是教育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育产业化”自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在高校全面推行，于今已经六年。

虽说鼓吹者推行者从未对 “教育产业化”给出过明确解释，但透过各校自估身价、雷厉风行采取的高收费举措，透过该举措实施后每年考得起大学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实内涵很明确：涨价！每个家庭得花大钱为子女购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且，这种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做法并不限于大学，也不限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

一如我国其他很多方面的情况，凡有利可图的事，就会一窝蜂跟进、效仿。

连法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想方设法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相商品化。

六年来，每个家庭从自己痛切感知的事实，明白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其实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赚钱，是国家在财政收入逐年升高、国库充盈的情况下把教育费用最大限度转嫁给国民。

公共教育资源变赚钱机器也好，在应当由政府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务上转嫁负担也罢，都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