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现在的思想史有很多写法，原来的思想史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史，每个时代的代表性观念就是通过这个时代的若干的大思想家的体系呈现出来的。

后来因为每一代思想家都想做一点跟前人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就要找一种没有思想家的思想史，也是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史体现在大量民间的、非经典文献的材料中的，这样的思想史写法也是和哲学背景有关系，前一种传统的写法是特别黑格尔的，和黑格尔的整个历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黑格尔说历史就是时代观念外化的结果，所以每个时代就是在它的哲学里面找到自我意识，就是时代的观念反应在哲学家体系的概念里面。

后面一种写法就像福柯的写法，譬如疯狂的历史啊、临床医学的历史啊、性的历史啊，这个就是偏到社会史上去了，这种思想史就渐渐偏为社会的观念史，思想史在英语里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the history of idea，就是观念之历史。

一个是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个是对应于希腊的nous的翻译，就是心智mind,德文翻成精神之历史，这个精神就是指客观精神的历史，就是体现在制度习俗文化当中的观念。

那么这个就不一定是思想体系了，但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个就反应在思想家的体系里边。

这两种一种是学黑格尔的，完全掐断时代，把时代的一面不要了。

还有一种就是把思想家体系的一面也不要了。

写得极端了就成了没有思想家的思想史。

这个路向我是不同意的。

我觉得它和一个时代苦心积虑写出来的经典著作肯定是不能一视同仁的，否则最后思想家这种人就不需要存在了，这样的思想史的新的写法是对思想家、思想这种事业的否定。

他觉得老百姓的日常言论里边存有思想，这个是当然的，因为它有观念在里边，可以挖掘出东西来，但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说得作为严肃事业的思想呢？显然不是经典就是这本书已经权威到够得上“经”了，严格的说老子庄子都不是经典，因为它过去是属于子部的，今天我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叫做经典。

在重视阅读经典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想和教育理想是统一。

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思想史这个概念是非常广的它直接和问题联系到一起。

我们主张的思想史可能和一般所理解的思想史有区别，并不是历史学领域所谓的有狭义的思想史。

譬如三农问题，这是属于我们研究思想史范畴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要纳入历史学的研究分支里边去。

只要关注一些我们有焦虑感的问题，对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敏感，而且涉及到观念层面，都属于思想史范畴。

我受柯林武德的影响比较大，譬如美利坚立国，现代历史学科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而它作为思想史事件就要求我们进入立国文献本身，探寻它在整个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位置，以及回应了一些什么问题。

要放在政治思想史传统里去理解，当时的立国者是怎么想的，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一旦进入他们的脑海，就不仅是政治史的层面的一个事件（event）而是一种idea不然就只是罗列事件。

林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问题关系非常密切。

外在的说，哲学史主要是围绕它的学科的传承传统一脉。

而思想史从范围上讲要大的太多，涉及到各种活生生的历史的社会的跨学科的领域。

关注的问题上说，每个时代都有它关注的时代问题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所有关照都是基于这些问题的，但是把这些问题凝聚在哪个点上是各有不同的。

哲学的研究是把这些问题凝结在一些核心概念，譬如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反思。

而其他的学科，譬如科学家会用科学实验之类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

但思想史的焦点是比较多的，这个是他和哲学史的比较明显的差异。

以康德为例，康德的影响和哲学史的地位是不用多说的，他是一个集大成者，甚至是一个立法者，谈到和中国的关系，牟宗三已经做过很多工作，譬如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对知识论的态度。

所以思想史并不是一段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从A到B的东西，有时候某种想本身就凝练了思想史。

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生命，会不断的自我生长出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那些即使是很遥远的思想，会发现它实际上仍然在影响你。

当然这与观察者本身有关系。

曾亦（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我现在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思想史”的问题。

社会思想是与社会学相对应的，它一开始就要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关系。

从社会学这个现代学科看，它需要社会思想，但是，按照一般的见解，社会学是把社会思想看作是社会学的前史，也就是说，当科学还没产生之前，人们面对某些同样的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这是前科学的，因而是朴素的、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办法――这就是社会学眼中所理解的社会思想。

所以，现在一般搞社会学的人会认为思想的科学性不够，如果说有正确的地方也仅仅是因为它带有某种朴素科学色彩，如果它不正确就是因为它没有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这种看法没有注意到思想，特别是作为一般思想所具有的特点。

就是说，现代科学产生以后，思想还是继续存在的。

科学首先标榜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但是思想不同，它跟现实很近。

而且，真正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的不是科学而是思想。

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之时，一批留英留美的学者回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是，这些科学研究并没有引出正确的结论。

原因就在于，真正拉动中国现实发展的是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自称是科学，但是，它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同，而是与空想相对的“科学”与现代运用经验方法的科学不一样。

当时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但是，毛泽东由此获得的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与当时社会学家的了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许会奇怪，那种严格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了解中国的现实，更不能预料到中国未来的发展，相反，毛泽东对于中国现实的了解，更近乎一种思想，它犹如一匹奔驰的马车，拉着中国现实奔向一个毛泽东设想的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在科学泛滥的时代是如何展现其价值的。

那么，回到学科门类中的社会思想史来看，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一般思想史的特点，那种对现实的关怀才是其思想的正确性的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较之简单从收集材料的经验科学，要密切得多，也更为真切得的了解到现实的实际情况。

张巍（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简而言之，思想史就是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思想。

这不是一种历史学科当中的思想史研究，因为它的目的可能不在于历史，而在于思想。

历史系的老师可能会更关注历史，以历史为目的，以思想为研究对象来重构历史，这可能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而我虽然身居历史系，但是我比较强调的是思想，以思想为目的，用一种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并非代表、我们民族的思想，当然中国古代的东西可以做思想史的研究，但使我们这个中心可能更强调的是对西方思想的研究，所以对西方的所谓“异己的”思想的研究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我所说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包括文化的历史概念。

譬如说研究的柏拉图，如果你仅仅是从他的《对话录》的中译本来做研究的话，那你几乎不避免的在做比附，因为首先第一层的翻译过程中有不少东西就是比附的，比如说他那著名的idea，以前翻成理念，现在很多学者说这个理念不对，陈康早就说要翻成相，还有学者说翻成形。

如果你不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看到理念这个词，你就会按照汉语翻译去理解。

当然重要的概念远远不止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仅仅依据中译本并完全忽视古希腊文化做研究的话，就没有思想史的层面，研究者可能认为直接在与柏拉图对话，可以把历史悬置，把古希腊文化都搁在一边，这样的研究肯定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所以我强调所谓的思想史研究，举个例子，你去研究柏拉图，就首先要恢复它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层面，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的理解柏拉图的精神，以后你在谈思想。

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

所以思想史研究是我们自己进入思想方法。

我非常关注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对于柏拉图来说什么是philosophia。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哲学观念，把后世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强加到他头上的话往往会误解他，那么就必须到当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文化背景里去理解，等你理解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philosophia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我认为思想史的魅力之所在。

或许思想史研究本身就需要找一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对象，这个可能不必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本身更不重要。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更多人的更长时间的学术研究才能作出回答目前我只能泛泛的谈一些。

现在有一种态度，就是把思想史当作资料或者思想史材料，就好像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出土文物，譬如发掘一个瓷器，去判断它的时代、用途或有此推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

这样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当作思想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本身并不就是思想史研究。

实际上，当我们这代人对历史上的某个思想发生兴趣，是因为这个思想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整个意义系统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思想史研究在我看来是一个追根溯源的工作，或者说是一个祭祖的活动。

因为我们的意义系统、生活实践是从这个系统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研究它是要回到我们所来自的地方，重新让传统的起源在我们的生活中涌现出来，从而维持我们现在的意义系统。

就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讲，这个传统可能主要是某个固定的传统，譬如儒家传统，当然儒家传统也是有很多源头的，只是后来融合之后似乎看起来是个源头。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它的源头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仅仅是由整个传统发展出来的意义系统构建的而是来自于好几个源头。

我们要回到它们那边去，要为了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意义能够获得一种理解。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太一样，哲学史讲究概念，尤其是黑格尔以后，强调概念之间的关系，要讲清楚每个时代凝结成的概念之间的逻辑。

他提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重在把逻辑关系讲清楚，这在某种意义上把历史给涵盖掉了，因为历史的变化是通过不同的哲学家体现出来的，哲学史就是要讲清楚这个。

然而哲学史的工作又很多缺陷，它更注重哲学内容的发展理路和逻辑关系，它把哲学家周边的生活世界、历史背景和整个问题产生的外在语境的重要性降低了。

通过思想史可以再现概念产生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就是一种典型的把哲学还原到思想史的研究。

因为研究明宋理学，你也可以讨论理、士、道这些明宋理学里边的概念，但是余英时把谈论这些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意涵了什么东西，这就让整个干硬的哲学概念还原到活生生的历史环境里去了。

这就是思想史对于哲学史的很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哲学史又有它的意义所在，譬如说洛克，有的研究者就说在洛克身上有五大神话，譬如把他看作自由主义的鼻祖，看作光荣革命的理论阐释者，看作辉格党的理论代言人等等，但通过思想史的研究可能会揭穿这些神话，发现某人不是创始人，或者不是某种理论的代言人等等。

但是对哲学史来讲，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它关注的是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的思想，而不在乎它究竟属于哪一个人。

这一点来说，哲学史对思想史也有一定的补救作用。

因为思想史毕竟是一个历史，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世界里边去，这样就可能会被很多细节吞噬以致于迷失，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既能把握主线又能展现那个丰富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背景，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而不要执其一端，要么展现丰富性，消解掉它的意义本身；要么只讲概念，抹杀了它的活生生的来源。

《思想史研究》第一期里面主要介绍了两个学派：剑桥学派和斯特劳斯学派。

剑桥学派有一点毛病就是有时候过于注重细节，而斯特劳斯的研究个性更强，它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解读思想史的方式方法，譬如认为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显白的层面和一个隐微的层面。

他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经常能把思想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但极其有意义的东西挖掘出来，但我不觉得这个方法能够推而广之，在某些历史时段它是很有效的，但这个理论也有它的效用性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