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分析

新加坡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没有照搬英国本土的模式，而是经历了从地方分权制到中央集权制的演变。

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新加坡国家的经济、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其教育管理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背景、优势及缺点

⒈自治前，英国的长期统治和日本三年的践踏，使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新加坡面临着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落后，人口膨胀，失业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低

下，基本消费品缺乏，国际收支大量逆差；更严重的是民众留有殖民时期的颓废的精神面貌，国家意识淡薄。

这使政府面临着废除和改革旧制度、发展经济、培养各

级各类人才和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的严峻的挑战。

为此，只有大力发展教育，而要发展教育，则教育只有为国家管理、控制，采取中央集权制，才有利于调动全

民的积极性，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教育，提高整个国家儿童的入学率，实施全民教育，改变过去的教育只为少数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状况，培养国家建设急

需的大量人才。

如果教育只为少数人所占有，为少数人服务，教育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⒉新加坡土地面积很小，只有626平方公里，90%的人口集中在新加坡市，它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国家”。

国家和城市浑为一体，这样也便于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将全国各地的教育置于教育部的管理之下。

⒊从新加坡多元民族的特殊国情看，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来统一管理各民族教育，有利于使原来四种源流的学校：英文学校、华文学校、印度学校、马来学校参差

不齐、发展很不平衡的教育都置于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从而缩小差距，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多元种族和文化。

如果让马来族与教育基础好的华裔等其他民族采取自由竞

争的市场调节方式来发展教育，而不是由国家统一集中领导，势必造成马来族教育愈来愈落后，处于竞争的劣势，从而拉大与其他民族的差距，不利于民族团结，不

利于国家意识的形成。

事实上，通过国家的统筹安排，国家对马来族一直采取经济优惠政策和教育倾斜政策，如向马来人社群的促进委员会拨款，为马来族大学生设

立比其他民族多得多的奖学金等等，而有意识地提高马来民族的文化素质。

⒋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利于国家统筹安排，重点发展一批国家建设所必须的专业和学科，如与造船、修船、电子电器、旅游业、建筑业等有关的能直接为新加坡带来经

济效益的应用型专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十几年间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的科研和应用人才，成为建设国家的最重要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它不仅是国内一流的

大学，而且在世界100所大学排行榜上也列第57位（1992年），成了国际著名学府之一。

国立大学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全赖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直接领

导和管理，国家倾其财力为它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经费保证，同时还得到国家方针、政策的保证而飞速发展。

当然，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随着教育、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某些不适应发展形势的弊端。

如高度的中央集权制，难免使全国上下一刀切，让

全国齐步走，置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于不顾，扼杀多样性和差异性；国家对教育管理得过多过死，既不利于国家对教育宏观管理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学校自我积极

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另外，由于教育部对教育实行垂直领导，信息传递慢，而且一般只有自上而下的却很少有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上下级之间难以沟通，影响教育

部决策、计划的制定，也影响管理效率。

（二）改革及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原因以及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新加坡教育部于1979年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度改组，使教育部的组织机构日趋精干、高效，更有利于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的科学化、制度化，同时进行职能转换，以利于基层单位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如1979年的教育部改组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在规划检查局下设立一个体制分局(System Branch)，它的职能除了政策规划和发展计划的制定、改进信息系统的功能外，还在于协助学校局执行发展计划和进行教育体制中所必须的改革；

其二是学校局由专业人员或专家组成；

其三是设立新加坡课程发展中心(CDIS)，同时撤消教育发展局。

1981年，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宣称：“新近改组后的教育部准备实行专业领导”，即大

大提高了教育部的教育管理的专业水平，逐渐由外行领导走向内行领导。

同时从1980年以来，教育部所采取的基本管理原则就是尽可能地给予学校自主权，尽量

增加学校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育部的宏观管理职能的发挥，即进行总体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微观管理权则下放到学校。

这样，1981年2月教育部又成立了学校委

员会。

学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加坡教育行政管理由中央集权制朝着权力下放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由于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有两方面的弱点：

第一是过于唯命是从；

第二是过于保守秘密。

1981年教育部长曾经明确地阐述了这两个缺点：“唯命是从最粗糙的形式便是对上级毫无疑问地服从，同时也要求下级唯命是从，任何背

离都被认为是不忠。

许多例子表明下级官员根本无法知道一些秘密的材料”。

它们都不利于上下信息的沟通。

学校委员会的成立，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被

教育部长称为“大众参与到教育部的管理决策过程的唯一活动”的学校委员会，其好处是：

①使教育部决策人员有机会同学校的基层领导进行经常的自由的对话；

②由于交流方便，基层领导可更好了解教育部制定政策的想法和依据；

③横向信息和看法交流使学校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加强。

进入八十年代，新加坡正在实行“第二次工业革命”计划，目标是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实现电脑化、自动化，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就要求政府

包括教育部能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环境的逐渐动态化和复杂化要求教育部在加强宏观领导的同时，逐渐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因此，八十年代教育行政管理的重点是强调学校校长的领导和管理职能。

而1987年2月，一份题为《追求学校的卓越》报告的出版，是

教育部的教育权力下放、学校校长的权力进一步增加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份报告是1986年11月到12月中旬，12位资深校长被教育部派往英、美访问后

研究写成的。

这个被教育部长称为“很大程度上是学校校长的成果，而不是教育部集体的成果”的报告的许多建议被教育部采纳。

因此，教育部宣布再进一步下放教

育管理权限。

在学校情境内，这意味着校长将起着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的权限和责任，以作为学校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正如1988年，前教

育部长陈庆炎说：“教育部必须提供基本框架和资源，它们如何发挥最大优势则取决于学校的校长和教师。

学校的改革思想，学校内部政策的制定，对其政策孰先孰

后的权衡，对资源的正确管理等都是每个学校自己的事。

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途径(bottom-up

approach)的含义……”。

当然，这种途径对作为学校的最高官员的校长既在专业领域又在管理领域领导职位的新的高度上提出了挑战。

所以权力下放的同

时，又必须加强对校长及领导集团的管理技能的训练，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到了九十年代，即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如何应答二十一世纪对教育的挑战，是教育部必须面临的又一问题。

因此九十年代，新加坡教育部又进行了改组，以便更好

地领导全国的教育事业。

教育部的原来的职能部门：教育服务局和计划信息局的一些职责进行了重新调整和规划，并改名为信息和服务局、课程规划局。

这次改组非

常强调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课程内容的现代化方面，以迎接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和国际竞争的挑战。

另外，在教育部的方针、政策的制订方面，更强调朝着一个灵活、更能发挥学生个人潜能的方向发展，将更加强调基础知识的教学，让学生享有更高的素质教育。

推

行学校经营私营化，发展自主学校，提高自主学校的质量，让学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将是整个九十年代教育部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

除此之外，教育部还

放宽非自主学校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管理。

所有这一切，将使学校更有活力，培养出的学生更具竞争力。

新加坡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中央集权制模式的转变，而在中央集权制的实施过程中又朝着更能发挥其优势，克服其弱势的方向不断改革和发展。

即

中央集权制与扩大学校自主权相结合，使集权化不断地走向民主化，从单纯依靠行政领导逐渐向依靠法制和科学的领导方式转变，适应了世界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发

展趋势，即将从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两极向中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