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总是与政府的影响和介入分不开，这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背景渊源。

新加坡独立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落后的经济基础； 有限的国内市场； 教育不普及； 高失业率； 种族冲突； 无社会和居住保障； 面对外来威胁。

贫穷落后的现实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策略。

吸引富国投资，不仅是出于尽快摆脱生存的危机的考虑，更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

如何吸引外资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外资落户。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奏效的。

但用于补贴的资金从何处来呢？在这个问题上， 新加坡有其独到的做出:通过强制推行个人储蓄中央公积金来解决国家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问题。

中央公积金不仅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补贴来源，同时也为兴建政府组屋(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初创的1965～1973年之间，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的方式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度，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力兴建政府组屋，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即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助于国家资本――中央公积金的扩大积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虽然后来政策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并未改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完善。

例如，在1974～1985年之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并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新加坡在贸易转口占经济主导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加工业，出现了国内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雇佣劳动力。

当时的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移民法，利用廉价外来劳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央公积金的缴纳率，限制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

1986～1997年，针对房地产投资过热和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问题，新加坡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将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二引擎，特别是金融和信息资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把新加坡变成地区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贸易和金融的吸纳和辐射能力。

1998年后，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经济体制，积极发展知识型经济产业，鼓励国民创新创业，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