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即政府该保障哪些教育投入。

是的，等待财政开支的地方很多，仅就教育来说，就有高等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等，每块都想分到一块蛋糕，但蛋糕也就这么大。

在我国发展教育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这已不用赘述，到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59%；二是教育投入的领域与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错位，总体看来，我国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比重过大，而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领域投入过低，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只是名义的“义务”，直到2008年才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学费；三是教育投入的主体和方式，高等教育主要依靠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基础教育主要依靠县乡财政，据有关统计，县乡财政在基础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为80%左右，由于各地财政水平不同，这造成基础教育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

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将达到4%，以GDP40万亿计算，每年将在目前的投入基础上新增1600亿元。

这1600亿该怎么投、怎么花，就考验着我国政府发展教育的理念和职责认识。

以笔者之见，确保1600亿投入新增到位，依靠中央财政是最有力的方式。

同时，从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看，应该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以弥补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和乡村教育投入的不足，推动教育公平。

事实上，通过中央财政保障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在不少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法国中央财政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且把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的个人账户，日本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经费，包括教师工资、学生补助和奖励、学校基本建设费、设备设施图书经费等，此外还承担了全部的教科书经费。

从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表现看，正采取增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式，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比重，其中就包括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费，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按比例补足免除学费后的经费，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从2000年的10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933亿元，年均增长28.2%；2000年-2008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累计30338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43.6%。

2010年，中央财政投入100亿，解决中西部1100万特困生的生活补助，前不久，国务院再决定，投入160万，覆盖解决2600万农村贫困生的营养改善问题。

这传递出积极的信息。

需要中央财政着力的地方，还有不少，当下有两个问题极为突出，其一，校车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国学校安全，每次惨痛的校车事故之后，政府部门都发文件、发通知要求各地注意校车安全，去年，我国还出台了校车国标，可是国标在实际经费困难面前很难落地，要根治校车问题，必须把校车预算纳入中央财政或者省级财政范畴——纳入县乡财政，基本上意味着没戏，就像此前的营养改善计划，如果要各地自己筹资解决，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依据笔者的测算，为中小学配备安全的校车，总需费用约600亿，这在新增的1600亿里，完全可以解决。

其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求学问题，目前采取的方式是“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方式，由于流入地政府对此要承担投入责任，因此，大多难以维持长久的积极性，中央对此出台了奖励政策，但这起不到多少激励作用，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求学，就需要加大义务教育的省级统筹以及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对此，高等教育界肯定会有意见，认为新增的教育投入都被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我国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包括推行免费政策和国家助学金政策——“瓜分”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怎么办，这是牵涉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打破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创造条件让更多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既可以让政府重点投向基础教育领域，保障其应该保障的公共教育部分，也可让高等教育增加财政独立性，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该是重新梳理教育发展理念，改变教育投入方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