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觅渡 渡何处的原文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

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

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

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

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

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

“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

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

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

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

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

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

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

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

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

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

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

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

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

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

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

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

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

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

鲁迅。

二、武夷山上“汉奸王精卫”的石刻是怎么一回事

再说汪精卫。

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国元老，他在国民党中亦以文才名。那位游走于港台之间的李欧梵教授曾说过：“汪精卫这位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却毫无疑义地具有少见的文学才华，文采绝对超过蒋介石，甚至不亚于毛泽东。”

说汪精卫是“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不知何所云，汪精卫不是中国近代史中毫无疑义的卖国贼吗？他的卖国罪行即使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也是极少见的，石敬塘辈不能与之相比。至于汪精卫究竟有什么文集问世，我则未曾见，我只见过他的一本《双照楼诗词稿》，是他在当汉奸的晚年手订出版的，收集了他的全部诗作，印行者香港国粹学社（按：汪精卫的诗早在南社时期就由南社中人集印过，未流传）。

上世纪末我旅居香港，曾在一位友人处得见三个汉奸卖国贼的诗集：一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理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一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在抗日初起时，因通敌，父子俩人同被枪决），第三就是汪精卫的诗集了。就诗论诗，三个人比较起来，汪精卫的诗才远在郑孝胥和黄秋岳之下。

《双照楼诗词稿》收入他辛亥前刺摄政王入狱所做的四首五绝。“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五绝曾被传诵，但许多人只知其诗而不知其为人。

汪精卫入狱不久即被袁世凯命人保释，并赠以巨款，还与袁子袁克定结为至交，即投入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门下。他何曾讲什么气节？一个时期，他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采取骑墙的态度。

三、死重于泰山的人古代有（3个）现代有（3个）死轻于鸿毛的人古代有（

重于泰山

古代

诸葛亮：他死之后，蜀国再无顶梁柱，不久即亡国。

蒙哥大汗：蒙哥不死，蒙古帝国不会分裂为四大汗国，可以说他的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冯云山在历史上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但他的死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在太平天国的“五王”中，冯云山是最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人，也是唯一能巧妙的调和太平军内部各派间矛盾的人。可以说，如果此人不死，太平天国后来不会分裂，洪秀全也不会偏安东南，清朝很有可能被太平天国推翻，中国近代史将改写。

现代

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

轻于鸿毛

古代：刘瑾、魏忠贤、和绅、秦桧

现代：汪精卫、王楫唐、陈公博、周佛海

四、汪精卫老婆的话什么意思她说汪先生如何卖国了

汪精卫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他曾私下对周佛海等人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汪精卫所指的食言而肥，是指“近卫声明”和此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符。 在“密约”中，日本承诺“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而待“近卫声明”发表，日军的驻军地点抽象化，撤兵时间无限期推迟，字里行间还留下无限勒索空间。

但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 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赌博”，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叛国建立伪政权，前一次赌博得到世人的喝彩；后一次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 。

五、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例子（要古代名人事迹的）

重于泰山：

文天祥，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5万人，入卫临安。旋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和，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留，押解北上途中逃归。五月，在福州与张世杰、礼部侍郎陆秀夫、右丞相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建策取海道北复江浙，为陈宜中所阻，遂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再攻江西，终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元朝蒙、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将其押赴厓山（今新会南），令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之。后被解至元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于大都就义。终年47岁。

轻于鸿毛：

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周佛海，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