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1053——1135），熙宁进士，字中立，号龟山先生，世居南剑州将乐县北龟山。

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

杨时的历史地位

两宋时期先后诞生于闽北南剑州（后称延平府，即今南平市）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大理学家，是中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建成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史称“延平四贤”。

其中的“道南第一人”杨时，传承二程理学，开闽学之先河，清康熙帝赐予“程氏正宗”。

此后，“四贤”继起，福建不仅本地的学术文化日趋繁荣，而且一度成了全国文化的重心及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杨时的理学为中国哲学史建立了一块丰碑。

杨时的道德人品

第一、尊师敬道，谦恭好学，把存亡绝续，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杨时自幼聪颖好学，八岁就会写文章，被人称为神童。

他从小知书识礼，孝敬父母。

其父杨埴，为人质直信厚，治家勤俭有节，淡于荣利而乐于义。

杨时幼时以将乐人杨希旦为师。

15岁到邵武求学，成绩优异。

稍长，潜心研究经史，北宋时，延平教育兴盛，且最早在全国办起州学，南剑学风对他影响很大。

杨时常在延平建溪/闽江相汇处的玉屏山藏春峡与文化名人吴仪、吴熙、黄裳为友在一起读书、论学。

1081年，杨时二十九岁，被授为徐州司法。

这时河南程明道（程颢）和程伊川（程颐）创立新学派洛学体系。

杨时便放弃当官之念，和闽北人游定夫（游酢）绕道颍昌，拜程颢为师。

那时求学的人很多，而杨时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

后来，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对人学说：“吾道南矣” ！也就是说：“我的理学要南渡罗!”还有“立雪程门”典故，杨时后来和游酢等四人被称为“程门高弟”。

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杨时曾在江苏东林书院讲学，宣传洛学。

晚年告老还乡，逾八十高龄，仍讲学著述不倦。

杨时弟子多至千人，人才济济，培养造就了如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不少著名的学者。

第二、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侵略和卖国投降，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杨时生当北宋衰亡，南宋初建的年代，他为维护国家统一，十分关心民族危亡，勇于弹劾权奸， 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坚决支持主战派李纲的抗金主张。

当“六贼”之一的童贯贪生怕死，弃军而逃时，他义正词严，坚决要求诛杀他“以正典型”；当朝廷怯弱，欲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敌议和时，他“极言其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杨龟山先生集》卷一）。

第三、廉明清正，刚直不阿，重节俭，惜民力，反对奢靡，同情民间疾苦。

杨时一生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十分称颂尧舜 “茅茨士阶”、夏禹“克俭于家”的美德；极端痛恨蔡京等六贼为迎合皇帝赵佶荒淫生活需要而强令东南各地搜罗奉献奇花异石、珍宝财物的祸国殃民做法。

他在行迩英殿说书时，曾上表批评朝廷说：“免夫之役，素被海内，西城聚歙，东南花石，其害尤甚。

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

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宋史·杨史传》）他还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做到量入而出，防止滥用浪费。

在中年时，虽任下级官吏，却忧国忧民。

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期间，“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宋史·杨史传》）。

第四、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

杨时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祭酒、工部侍郎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他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生活要求不高，据当时与他同朝为官的人说：“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锦袍若皆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

（宋吕聪《问书册》见《将乐文史资料》第三辑），他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

杨时的道德人品被高度赞誉，宋高宗赠文：“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

网罗百家，驰骋千古。

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

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李纲赞之:“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驾长虹于寥廊，听鸿风于高岗。”文天祥誉其：“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文明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圣祖玄烨帝应福建督学沈涵的请求，亲笔御书“程氏正宗”匾额，给延平玉地村杨龟山祠(同时御书"奥学清节"赐延平罗从彦祠堂,御书"静中气象"赐延平李侗祠堂)。

1984年，南平市博物馆将此真迹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确认为传世真迹。

现延平水南街道玉地村有杨时纪念馆。

杨时的理学思想。

杨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主张民本和谐思想。

发展二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称之源，人性即理 。

又吸收张载“气”的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为一气。

他对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

创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 “理一分殊”学说，使北宋理学更加系统化。

杨时理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庸”。

中庸的核心是爱人，即施“仁政”。

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和愿治相结合等。

民贵就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己”、“盖天下之是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事则事无不济矣”（卷四）；民为邦者，者必须爱民，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卷十二），杨时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

他提出一套立法、执法、变法的主张。

“愿治”就是要辨忠邪，举贤才，“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

“中庸待人”（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始见于杨时和程颐关于《西铭》主旨的讨论。

在杨时看来，“理一分殊”的关系就是仁和义的关系，理一为仁，分殊为义，仁是本体，义则是本体之用。

这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理一而分殊”。

据此，人人都应当有共同的仁爱之心，又应当爱有差等。

杨时通过这一阐释，从人生哲学方面论证了儒家道德准则的神圣性。

他对此说的创造性发挥，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开创了道路。

从历史的角度看，杨时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杨时对后世有利的影响。

一是表现在重视兴学校，明教化，培养人才，有利发展文化和教育；二是表现在提倡正人心，励风俗，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利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

三是表现在宣扬立纪纲，重名节，弘扬民族精神，有利后世铸造许多爱国家、爱民族、忠诚正直、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

四是表现在主张民贵宽政，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廉政肃贪，有利调整人与人关系，维护安定，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