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沫若的旧体诗在线阅读

郭沫若的诗画集《百花齐放》总共收入100种花的诗歌和木刻画，另加一篇“其他的花”，全书全有101首诗配画。木刻为刘岘所作。

1958年，为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郭沫若用了10天时间，选择100种花为题目，写了101首的诗集《百花齐放》。此诗集在诗的结构上，表现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即从对花的形态、肌理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

例如由水仙花的“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而联系起“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口号，说这是“活得省，活得好，活得多”的“促进派”。

当时，诗集获得过高度的评价。但现在看来，它不但开了简单化比附咏物诗的先河，而且乏善可陈。

但值得关注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致陈明远的两封信中，对此曾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

又说：“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2.结合凤凰涅磐分析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特色

在艺术特色上，本诗体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浪漫主义特点：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体的新诗形式。

1.依靠奇特的想象来构造全诗。清代学者黄叔琳在注解《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象”。此语虽意在强调文艺创作过程“联想”（想象）思维之重要，却也一语点破并区分了“身观”和“心构”这两种创作（构思）模式之差异，而细心比较古今中外之文学作品，我们则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倾向于“身观”的真实和客观，而“心构”的主观及虚拟往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方式。本诗中，除却诗歌题材来源的神话传说色彩（“凤凰涅槃”本身即是非真实的事件），包括诸如凤凰生存环境的描写、凤凰更生之后场境的展现，都是想象性地对虚拟世界的描画，甚至包括“群鸟歌”中群鸟对凤凰集香木自焚的评说，虽然栩栩如生，但也是诗人的主观精神。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印证了郭沫若“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4]的宇宙观，或者说正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符号。

2.运用诸如排比、反复、反问等修辞手法来抒发情感，彰显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气概，以此来增强抒情效果。郭沫若在评说惠特曼的时候说他“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5]并说在《女神》的创作时期，“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差不多是狂了”。[6]“在“凤歌”和“凰歌”里，诗人采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和反问，强化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控诉情感；尤其是“凤凰更生歌”中，整章5节的结构都相似，以排比的形式构造，而在每一节里，具体的用词采用反复，这种排比和反复造成的磅礴、奔泻而不可阻隔的气势，不仅增强了抒情效果，同时也与“狂飙突进”的抒情精神内涵相得益彰，并最终使诗剧的情绪激昂到“发狂”的巅峰。作品为了达到对火山爆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诸如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等手法。诗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对凤凰更生的场景进行虚拟，运用一些具有极端性的色彩，把情感、感觉推向极端化。

3.创新了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形式，采用了极度自由体的形式。郭沫若曾表示在诗歌“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7]在现代新诗草创期，胡适的《尝试集》开创了现代新诗的白话写作传统，但是他曾评价自己的诗歌是“刷洗过的旧体诗”，在《两只蝴蝶》《希望》等诗里，我们看到胡适沿袭的是故传统诗歌的“五言”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体”的自觉。而《凤凰涅槃》里，诗句的长短完全不受格律和句子长度的限制，自由的书写，根据抒情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诗歌在形式上彻底打破了旧诗形式的束缚，摆脱了新诗胡适式的半旧不新，真正地实现了诗体式的大解放。

3.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除了学界的争鸣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无疑也备受关注：其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了大门，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发生的这两个文学事件是意味深长的，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如果说鲁奖接纳了旧体诗词意味着以中国作协为龙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那么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则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因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它将与中华诗词学会一道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所以，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我觉得再在旧体诗词及其研究的所谓合法性上展开论争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了。

我们当然不必像陈独秀当年在致胡适的信中那样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但确实“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因为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做扎实沉稳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了，这从近年来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等大型丛书的编印中不难窥见端倪。而且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际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以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存在着何种内部分歧，但在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来了。

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已经越过了纷纷攘攘的争鸣阶段，而转入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品格的研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困扰着新文学界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很多学者至今坚持现代文学30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当代文学60年中，后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这几乎可以说达成共识了，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弱势罢了。

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成就该如何评价，如果沿用新文学界的百年评价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学界的评价角度，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30年的成就在当代旧体诗词60年的成就之上，那个时代不仅新文学名家荟萃，在旧体诗词坛坫里同样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学家中也盛产旧体诗词作手，旧体诗词不仅没有从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退场，相反逐步在新文学界回潮，犹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学家数不胜数，这在抗战军兴中达到了高潮，旧体诗词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中不仅重现了生机，而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这只要翻看一下陈汉平倾力编注的80万字的《抗战诗史》就不难窥斑见豹了。 然而，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还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评价问题。

众所周知，时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习惯于把当代文学60年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属于革命年代，后一个30年属于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繁荣，但实际上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而改革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则相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掩饰不住内在的虚浮、匮乏与危机。这个整体判断似乎正与新文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判断相龃龉。

谓予不信，不妨做一番简短的历史检视。在革命年代里，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大流行，新诗界则以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最受欢迎，同时代的其他主流新诗人如今大都被当代文学史所遗忘，可见历史确实是残酷的选择。

之所以革命年代的绝大多数主流新诗人及其诗作被时间所淘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些诗人及其诗作中无法开掘出具有文学史和文学经典意义的话语空间。“礼失而求诸野”，学者们只能到革命年代里的“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中去探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他们找到了食指，找到了“白洋淀诗群三剑客”（多多、芒克和根子），找到了昌耀，然而即令如此，仍然掩饰不住那个年代里新诗坛的落寞与黯淡。我以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学术时刻，是到了我们把文学史视野放开的时候了。

如果不局限于新诗，而是把旧体诗词也纳入到整体的诗歌史考察范围，我们将会发现，革命年代的诗歌史无疑是辉煌璀璨的，一大批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将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这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包括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学事件，其意义绝对不可以低估！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那个政治风暴频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我们的旧体诗词却迸发出了让同时代的新诗汗颜的诗歌力量。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

4.《雷电颂》是怎样把古今两大诗人屈原和郭沫若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屈原》中爱国诗人屈原形象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形象。

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

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南后以“淫乱宫廷”的罪名使他罢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

他愤怒痛斥张仪。屈原的斗争使南后老羞成怒，进行更的迫害，把屈原关在庙中，并阴谋毒死他。

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想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

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创造了婵娟形象，以“淫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都参合着作家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根据历史可能性的原则舍弃了人物某些非必然的生活情节而突出其精神，从而将人物理想化。

如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的结合，如《雷电颂》。

屈原》 作者：郭沫若 1、《屈原》创作的时代背景。 《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同时，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整个国统区成了令人窒息的铁罐头。

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

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2、《屈原》的矛盾冲突和主题。

《屈原》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为爱国政治路线与以南后靳尚为代表的降秦卖国的反动路线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这是全剧的思想冲突和冲突的性质。

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迫害和反迫害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剧的动作线。 主题剧作展开这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拼死决战，突现了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高贵品质，使全剧充满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与磅礴的正气。

它愤怒地揭露和鞭苔了卖国求荣、昏庸无道、陷害忠良的魑魅魍魉，喊出了“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时代最强音。 3、屈原形象的性格特点及其意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

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意义屈原的形象，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

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的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4、简析婵娟形象。 婵娟是屈原的侍女，是一个纯洁可爱、天真稚气的少女。

她谦恭好学，深明大义。她热爱屈原，景仰屈原的品德，遵照屈原的教导做人，“生得光明，死得磊落”，具有不畏权贵的骨气和敢于斗争的精神。

婵娟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人物。作者创造她是把她当作“诗的魂”、“光明的使者”、“道义美的象征”来写的。

她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品质和雷电般的斗争精神，以及爱国情怀，像屈原一样。

她的思想品德，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屈原精神的活化。剧的结尾，象征着婵娟的精神在火的洗礼中获得永生。

5、《屈原》人物塑造的特点。 《屈原》人物塑造的特点，是《屈原》浪漫主义诗剧的特点之一。

作为历史剧的人物塑造，主要写人物的精神品格，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失事求似”。作者不拘泥人物的历史真实，舍弃了人物琐细的生活细节，把人物理想化。

不着意追求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而是放大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使其十分强烈地突现出来。塑造屈原的形象时，大胆地强调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勇于和黑暗势力斗争的历史精神。

赋予了他雷电的性格。婵娟的形象是屈原形象的补充和烘托，是高度理想化的形象。

在把要歌颂的理想人物推向高峰的同时，作者也把他要贬斥的反面人物贬入深渊。南后郑袖的形象几乎集古往今来一切此类坏女人的大成，像毒蛇一般凶残恶毒。

可见，《屈原》的人物描写都具有一种极端的强烈的色彩，作者为突现人物的主要精神特征，敢于大刀阔斧砍削一切枝蔓，不像现实主义注意细节的真实。 6、《屈原》情节结构的特点。

《屈原》情节结构的特点，是《屈原》浪漫主义诗剧的特点之二。此剧故事情节单纯，结构安排集中。

作者撇开屈原一生多种复杂经历，抓住以南后为首的投降派对屈原的迫害和屈原反迫。

5.《郭沫若诗两首》资料

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静夜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先后在日本冈山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医学。

在帝国大学，诗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0年诗人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

这部诗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风格。同年，诗人和郁达夫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

1923年，诗人从帝国大学毕业。1926年，诗人出任广东大学校长。

同年7月，诗人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起义期间，诗人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宣传革命，挖苦讽刺蒋介石的丑恶嘴脸，遭到蒋介石的通缉。1928年2月，他开始了在日本的10年流亡生涯。

期间诗人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他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地位。1937年，他秘密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有时代气息的历史剧，如《虎符》、《屈原》等。

解放后诗人一直主持文化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名作赏析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

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

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

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

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

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

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 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然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

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

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

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